看一個地方,有時像看畫,走得太近,身在畫中,只看到部分筆觸,總是要走遠一點,才能看到畫的全貌。
暫別香港的燈光璀璨,短居花都,腦裏竟慢慢浮現倒影似的,香港的好。只看巴黎機場的破落、地鐵時常延誤,才知道原來我早被香港的認真盡責、高辦事效率寵壞了。
去年年底常傳言,巴黎地鐵第幾號幾號線又罷工,如旅客趕去機場,遇上交通停頓,便是一場災難,故而巴黎人罷工,常被人詬病為濫用這種民主權利。
但在這裏留學的朋友最近提起一件事,法國1968年5月,一群學生對教育制度不滿罷課,繼而引發工人罷工,最後間接迫使戴高樂總統(Charles de Gaulle)下台。當所有人停下手上的工作,反而會形成一股力量,足以改變現狀。這讓我想起我們89年的64,也在春夏之交,可是法國人總算成功了,罷工成了他們的民主遺產,而我們卻被更巨大的手掌重新掌控。
這裏的人總是說,事態未嚴重至此。
《明報》突然撤掉總編,原因不明,九成員工簽署聲明,得出的回應卻是公司會繼續「捍衛言論自由」,任誰都知道,這話多麼冠冕堂皇。這邊廂說總編未有人選,那邊廂已經給你挑好「如意郎君」。多麼大的無力感。而我們應該想想,可以發揮怎樣的力量。
如果新聞自由變成一頭狗,脖子上有狗帶綑着,主人一個電話來說要改變心意,你便得聽話掉頭走、改方向,撲向遙遙不歸路。這樣的新聞環境,就算新聞從業員多認真,有多高辦事效率,又有什麼用?
無論身在何方,你也應當關心,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回去這個地方,一切已變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