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之子

2012/07/11

那年,飛往南京,因着國情教育交流,與他們相識。其中有他,修讀藝術的,拔挺而溫文爾雅,笑起來有雙彎月的眼睛。相處七天,時光短暫,但別離時,大伙哭着摟着,紅眼眶對望,這一別,不知何日再聚。

翌年之夏,我回到金陵,看望他。他和父母駕車來機場接我,身旁的司機嚴肅,穿著軍人一類制服。相隔一年再見,他很是雀躍,堅持要帶我到他家。他與雙親待我如親人,執意和我在大廳中央,拍一幀全家福,也帶我遊遍了他長大的秦淮流域。

又兩年,某夜,他在網上喚我。訴說近況,原來他到了上海重點大學讀建築。問及我,我直說我在《明報》工作。他懵懂地說:「啊,那是我的名字。」

我問他,有facebook嗎?可會翻牆?他幽幽地道:「你知道,我們不方便的,特別是我家。不過幸好現在網絡不像往時住在家裏那麼限制。」他又喜滋滋說了現在的感情蜜事,可是補上一句:「你知道,我爸是軍人,這些事,要慎重。」連婚姻大事,原來也有掣肘,處處是樊籬。

那年認識的友人,都去國求學了,我問他何以不去?他說:「先在自己的地方打好基礎,腳踏實地,實事實幹,將來出國進修的機會多的是。」字裏行間,我隱隱感到他心裏那厚厚實實的一層,深信不疑,閉上了耳朵眼目。是誰把他困在精神的囹圄?

在網上重聚那夜,是七一前夕,國家主席,宛在水中央,沉實水馬的那一頭,不可望也不可即。兩地千頭萬緒,百感交集,我內心鬱結,該跟他從何說起。

執筆之時,國情教學手冊在流傳,荒謬而令人惶恐。我怕,我認識的他,當中的欷歔,就是我們香港日後的光景。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遊行也派籌

七一那天,在灣仔藝術中心,與石琪和陸離碰面,他倆好心把我們載到天后站維園遊行集合的入口。在等車的當兒,我們談到每年的遊行人數,政府那邊總是報細數,而民陣的,當然是人數越多越好,實在口同鼻拗。

陸離便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派籌呢?」我第一個反應是:啊,是啊,與期被動地等各家從上而下來數人頭,倒不如我們自己施展渾身解數?但接著的想法是,那豈不是要製作幾十萬張票?有好多好多個零?

然後男助手一句:「如果有人多拿呢?」啊,那又對,到時政府一定不認數的。

再想,科學一點,拍卡可以嗎?用身份證?「身份證有太多資料,好像不太穩妥。」我自己反駁自己。「而且會像之前民間投票一樣,有黑客入侵。」男助手發揮他電腦人本色。「唉,操作癱瘓的話,怎樣遊行?」我又灰心。

其實都習慣了,遊行人數,每一年都要執拗一遍的。不過,今年特別著急,畢竟我也有出力。拖著痠軟腳步回家,第一時間問爸爸:「有多少人啊?」他興趣缺缺的說:「40萬吧。」啊,比零三年50萬還少。突然一種感覺襲來,很像努力溫書考試,成績出來,卻還是平平。

後來看報,除了民陣說的40萬人,港大兩個數字竟然都不超過10萬人,差點就跟警方估計的6.3萬人平手了,實在氣餒,那天明明人山人海的啊。

後來想,如果真要逐個人數,不是靠估,就要由比較中立的機構負責才行,譬如大學。但非政府機構,做任何的調查都有機會成本,預期要花氣力算準遊行人數,倒不如多做幾次全民投票?

而到今時今日,爭拗有多少人,又有什麼作用?我們上街,不是走過就算,只望真的能令政府有點點覺醒。但他們覺得你人數只得蟻民三四隻,便不予理會。甚至即使有一、二百萬人遊行,政府會動搖嗎?中央會放下屠刀嗎?我們遵循守法、平和的途徑反映意見,但執政者還是這樣貪得無厭地逐點收窄我們的自由。香港,是五十年漸變。

不滿,一直在醞釀,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要回應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