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édéric Martel法國社會學家

近十年的香港，無論在電影、音樂、娛樂、文化等範疇上，對世界的影響力都在漸漸減弱，本土創意亦隨之被世界忽   略。
另一邊廂，巨無霸美國，仍然領導着全球文化的趨勢，日本文化則被後起之秀韓國潮流所掩蓋，至於崛起的中國，更是極有野心地想藉着財雄勢大，在這場國際文化戰爭中，佔一席位。
在這場劍拔弩張的全球戰役下，香港還要面對本土抗爭的風雨飄搖，來自法國的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卻提醒說，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

文化音樂藝術
軟實力（soft power）像一股龍捲風，席捲全世界，近年美國便一直研究如何掌握這股力量，帶領潮流。這個詞，由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奈伊（Joseph Nye）提出。Frédéric在最近出版的中文翻譯版《全球文化戰爭》中，便引用Nye的說法：「軟實力是非強制性的吸引力，不管美國文化是高尚或低俗、藝術或娛樂、來自哈佛或來自好萊塢，都位在這股影響力的中心。」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這周也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

所謂軟實力，如Frédéric所指：「是你能影響別人，讓人的知識有所增長。可以是文化、價值、想法、互聯網、電影、學術、書籍、音樂、KPOP、《Gangnam Style》、《功夫熊貓》、印度Bollywood、Telenovelas、CCTV……」相對於傳統的硬實力（hard power），由政府操控，如政治、經濟、軍事等，軟實力是一個較為現代的概念。再由此引伸出巧實力（smart power），即是互聯網加上軟實力，有時或是軟實力和硬實力的結合，但要視乎由誰使用，例如中國的微博，就是由互聯網軟實力加上政府監控的硬實力。

「中國軟實力失敗」
但是，Frédéric卻一針見血指出，「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最重要的是，軟實力必須要有分野，由不同人經營，負責硬實力的人不能干預軟實力，軟實力的人亦應懂得向硬實力的人說不。十年前，中國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推廣中國文化，本來是件好事。「但他們用來做政治宣傳（propaganda），在課堂上會說，中國沒有事情發生、沒有異見者，不論諾貝爾和平獎、西藏議題，都在說謊，所以在各個地方都是失敗的。」今年便傳出加拿大和美國的孔子學院受炮轟或終止合約。另一個例子是，中國一心想建立龐大的電影工業，為保護國內電影，對外來電影設審查制度和配額，欲借硬實力來保護軟實力，像《阿凡達》在上映時便有很大限制。可是中國每年只限輸入二十至三十套美國電影，這些電影最後卻能贏得國內超過百分之五十票房。相反，在印度Bollywood沒有任何審查和限額，印度人靠自己的電影已取得本地百分之八十票房，美國電影票房僅得百分之十。為何如此？「答案是審查和限額都不能保護本土電影產業，只有好的電影製作才能成功，當中還需要有獨立精神（independent spirit）和創意人才。」

香港是一座橋
「九七年後，香港慢慢變成一座橋城市（bridge city）。」「橋」的意思是，用以接駁中國與外界文化，而橋必然有兩端，就如河道也有兩岸才需要一道橋，假如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就再沒有橋可言。

到底該如何保留creative和smart的城市特質？Frédéric列出五大點，說得最多的動詞是「維持／保全」（preserve）。第一是自由，包括藝術創作者的表達自由、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你可以寫任何發生在中國的事」，若失去這自由，各國記者便不會再逗留，他們也不會再當香港的橋樑。第二是保護知識產權，助商業成長。第三，以香港而言，現在不止需「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更是要維持「法治」（rule of law），在香港成立公司，版權有法例保護，但在中國卻不是那回事。第四是平等，容許多元性，「為什麼邁亞密、秘魯是創意城市，而不是古巴、曼谷、卡拉卡斯、沙特阿拉伯？女性可以參與電影製作，但在沙特阿拉伯不行；如果你是異見者，在古巴不可能暢所欲言，但在邁亞密可以；如果你是同性戀者，當然去秘魯，甚或香港，都會比在中國好」。第五，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兩制」就是包括以上所說的，也是軟實力的核心，「這也是中國不明白的，他們以為軟實力就是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事實上軟實力不需要被允許（consent），而是需要權力下放（descent）」。

革新實驗 打贏主流
九三年，香港產出二百三十八部電影，直至去年減至只有四十三部，其中三十部更是和中國合作的合拍片，換句話說，香港人一年只製作十二至十三部電影。現在香港四十七間戲院裏，只有二百零四個大銀幕，而在中國，每天便有十至十五個新熒幕建成。在廿年之內，香港在電影地圖上消失了，更奇怪的是，中國仍然視香港電影為外國製作。當然，除了回歸，還有很多解釋，但「為了保全香港這個創意城市，大家有必要反省何以失敗，並且嘗試找尋解決方法，特別應善用互聯網，創建一個smart city」。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廣東話市場看似狹小，但仍然有機會，只因若包括海外華人粵語市場、中國廣東，估計仍有一至一億五千萬粵語人口，已是法國人口的三倍。藝術和娛樂，同時需要革新、承擔風險和進行實驗，然後再由市場去驗證，即是你的製作有巨大影響力，很多人買你的書、音樂、電影、電子遊戲，就能打贏主流（mainstream）這場仗。

互聯網是流動的民主
雨傘運動的精神，Frédéric認為可以在網絡上延續，人們繼續在網上討論重要社會議題，把運動轉化為網上運動，成立網站、論壇、平台、facebook groups、聊天室等等，把運動帶到一個新方向。互聯網，他稱為「流動的民主」（Liquid democracy），任何人都可發表意見，也許是一個新的解決方法，這亦會在他明年的新翻譯版《Smart》一書再深入討論。

Internet，他會說成是the internets，由多個網絡組成。社會上一直認為互聯網是全球化的（global），但他指出，也許社交網絡、軟件是全球通用，但裏面的內容卻是有地域限制的，因為語言、生活文化和你所生活的所在地互相關連，變得支離破碎（fragmented），以香港而言，我們也會先接觸本地文化，然後才到其他國家，「所以形容網絡是支離破碎的比全球化更為合適」。

社會學家眼中的雨傘運動
作為一個記者和社會學家，Frédéric來港十多天，每天都到佔領區觀察五六小時，上周三在黃之鋒的帳幕內和絕食學生傾談，亦就佔領於法國網站Slate撰寫文章。他說：「我不看他們做了什麼，我要看的是他們在做什麼。」作為一個外國人，他不想作判斷，但他相信運動的精神，「軟實力其實是要權力下放而不是被允許，所以現在的雨傘運動如此重要」。他認為運動可能很快便會歸於沉寂，但精神應該留下來，「假如你輸了這一役，香港便不會再是一個創意、靈巧的城市，香港便不再是香港了」。

他對這次運動的創意很印象深刻，佔領區內的藝術品加入了政治意義，像「雨傘人」、連儂牆、有機農田、帳幕地圖，他花時間去看，「那些應該放在博物館，應該受到保護。而網上討論和活動，如YouTube、facebook，也因為『兩制』而得以實現」。法國是講究創意文化的國家，雨傘運動在抗爭中加入創意，Frédéric甚為欣賞，還說相比起這些孩子，他們都想不到那些點子。第二次來香港，他對香港有很好的印象：「以亞洲來說，香港是我最喜歡的城市。」

《全球文化戰爭》Mainstream
作者在五年裏，走訪了五十多個國家、訪問了三千多個人物，每星期出發，每個國家多次探訪，如到埃及六次、墨西哥十次，是第一位學者就全球文化作田野式搜查，以第一手資料及地緣政治寫成。《Mainstream》2010年在法國出版後，被譯翻成二十種語言，九月推出台灣版，幾星期前在香港出售。另一本《Smart》，可視為《全》的下集，探討互聯網對全球文化的影響，明年春天將會出版，並有簡體及繁體字版本。

弗雷德瑞克．馬泰爾 Frédéric Martel
1967年，法國記者及作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社會學博士，擁有四個碩士學位包括社會學、政治科學、公法及哲學。任美國及羅馬尼亞法國大使館文化職，訪問學者參訪哈佛大學和紐約大學。曾任教於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及法國高等商業研究學院（HEC）的企管碩士班，現任教於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de Paris）。同時為法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IRIS）與法國文化部擔任研究者。曾出版九本著作，包括《美國文化》，作品在二十幾個國家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他每週在法國文化廣播電台（France Culture）主持廣播節目《軟實力》（Soft Power），並在法國新聞廣播電台（France Info）做短評節目《法國新聞觀點》（France Info Idées）。http://fredericmartel.com/

圖片說明

• 《Gangnam Style》紅遍全球，與韓國當中的創作自由不無關係。
• 《功夫熊貓》看似是將中國文化傳遍世界，但事實上，電影製片商卻是來自美國。
• Frédéric很欣賞佔領區內的藝術作品，像這一類的作品，如果是在法國，運動過後必然會被收入博物館展覽。

(2014年12月7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通識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