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其實是我〉，說到專欄〈不談讀書　只談風月〉把「閒情逸致」誤作「閒情逸志」，是我「手民之誤」。細心讀者再給我提點，傳來〈香港還有手民嗎〉。

原來漢英對照《現代漢語詞典》對「手民」有這樣的解釋：
「指刻字或排字的工人 typesetter﹕
～之誤（指印刷上發生的錯誤）misprint; typographical error」

行業已告式微，報章轉用現代印刷，所以，現在既沒有「手民」，而專欄亦由作者親自撰文，文字出錯，就應作「筆誤」。如此而言，現代作者多用電腦寫作，恐怕，「筆誤」也難稱作「筆誤」了。當然，說笑而已。

可是，有個疑問，當年仍用活字印刷的報章，出錯時一概說成「手民之誤」，但有多少是因排字員出錯，又有多少是作者誤寫？這實在難以考究，但我們看到這四字，就知道報章的確有錯，而重點在更正事項，傳達的意思仍然明確。

資深報業人馬松柏，即現著名作家馬家輝的父親，在《香港報壇回憶錄》（2001年出版）也提到「手民之誤」，「意思即謂是人有錯手，無心之失。」「以前多數是指排字工友。報紙上有文字出錯，矛頭不指記者及編輯疏忽，也不指校對走漏眼，幾乎必定將責任推在排字工友身上，說錯的原因是『排字工友執錯字』。排字工友辯駁無從，多少年來蒙受了不知多少不白之冤。」

這麼一看，才知道原來是個推責之詞。

馬前輩又說：「其實真正的『手民』，應該不單止限於排字工友，而是多方面，現在沒有了排字這一個行業，若再有『手民之誤』，應該是另有所指。
報紙取消了排字作業，改為電腦化之後，也有過大烏龍事件出現，不過並沒有人再說是『手民之誤』。但以事實而言，極大可能是『手民之誤』，不過是此『手民』不同彼『手民』而已。」

換到現代印刷，若說「手民」這工作，便是交到編輯或排版師手上，怎麼說也是把文字一段一段排到版上（已不是一粒一粒字了）。雖說手藝失傳，但謹慎專注的精神猶在，想來，只是一種轉化而已。

何況「手民」式微，並不代表文字誤植之事就會消失，那該另創新詞又或如何是好？還記得當年上課，文字學老師談到「引申義」，一個詞語除了基本義，會漸漸引申出其他意思，甚至到後來，引申義更為常用，像「先生」一詞，最早在《詩經》其實是指「始生之子」，到了現在，竟變成尊稱了。「手民之誤」本指排字工匠誤植，到了現代，又不知可否引申為（作者）誤用錯字？當然，現在可不能抵賴是排字員的錯了。

縱觀現在用法，無論是政府公文或報紙新聞，多把「手民之誤」當作「無心寫錯」（有的還真寫錯「手文之誤」），幾乎是約定俗成的，也符合漢語演變，所以新出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也加入了三千個新詞語，求同存異，兼收並蓄。

漢語的演化與民間應用，還有報業用語，都是很有趣的探討，嚴謹求真的精神，亦很值得學習。我只就有限所學，略加思考，相信愈討論愈有助尋得真確用法。日後還需找機會再作深究。

2012/07/18

書展又來了，每年總像趁墟。年復年拉一籮筐書回家，我們便心裏竊喜：「啊，真有文化。」說穿了，真正享受的，其實是佔有的那刻。書展，只是消費城市的一撮點綴。

買書與讀書，是兩碼子事。任憑你一年有多少個書展，開多少家誠品，書本封面設計如何刁鑽，我們就是缺了翻書的那個動作。然而翻書，也需要氛圍，讀書環境，沒有風月，哪有情蘊？不是花間月下，有誰會專注欣賞眼前人？

老實說，香港難得有二樓書店，雖然經營艱辛，但店面狹窄，我總不好意思多打書釘，買了書，便匆匆離去。以為到樓上咖啡店靜心看書，卻遇上百無聊賴的男男女女在喧嘩嬉戲。回到家裏，肥皂劇主角還在聲嘶力竭，看書心情便煙消雲散，一手把書擱到櫃頂。

所以我有時逃到澳門的「邊度有書」書店，賴在沙發上翻書半天，再看窗外，俯睨議事亭前地潮湧的遊人。也懷念北京四環的五道口，隨意挑一家咖啡店或書店，進去就見人們低頭默默啃書，書扉咖啡滲香。

電影《珈琲時光》裏有這樣的情節，車廂透進陽光，年輕人塞着耳筒聽音樂，手心捧書。我也曾在名古屋一間食店親眼目睹，飯後，單獨的、雙雙對對的上班族，皆掏出書來，平心靜氣地讀，店家也不趕客。

我城真的不宜讀書？我們這邊廂抱怨，上班對着電腦十多小時，眼睛勞累，腦袋滯悶，何來閒情逸致；那邊廂卻寧願看面書，坐車看，回家也看，一頁頁翻看下去，沒完沒了。都知讀書好，但讀書像愛情，不投心進去，哪裏懂得這人的好。

今夜，待家裏人都入睡，在褥枕上或躺或臥，哪管有沒有窗透得進涼風月光，已經是最好的閱讀時光，一讀不覺又天亮。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在布袋上印圖案，不一定要小心翼翼人手畫，手工移印，也可以很簡單。這是我在長洲手作市集那裡學回來的，買手作，想不到還買到製手作的小方法。

事前準備的材料隨處可買，在藥房買一小瓶冬青油，一支雪條棍，一些收集回來的平面圖案，一個布袋。這個移印方法，可以自由發揮，在報紙雜誌上看到的、自己親手畫的，文字甚至詩句，只要把圖案用鐳射打印機或影印機覆印一遍，就可以直接印到布袋上。

要注要的是，印移圖案的線條粗一點會更明顯。如果移印文字，要記得先用電腦把文字左右反轉，除非你是刻意的，不然印出來就是反了的文字。如果想要彩色，可試試直接在移印圖案上加上乾粉彩，但我試過效果不怎麼樣，不知是否有彩色的碳粉打印機？

移印前，如果印的是袋子，必要在袋裡夾一層厚白紙，不然會過底。然後把有圖案的一面置於布面，掃上冬青油，油滲進紙裡，再用雪條棍輕輕刮擦，小心別移位，線條就會慢慢現在布上。我試印了一隻紙鶴，因為線條太幼了，有點模糊，只好再用新的一張圖案，就著相同位置再刮一遍。

冬青油本來便有藥用價值，可以用作按摩肌肉，紓緩痛症，驅風提神。現在還多了一個用處。不大懂得冬青油與碳粉的化學作用，但懂得用就是了。啊，印好了之後，油積會慢慢乾透，不喜歡那味道的，可以用梘液洗去，圖案會輕微褪色，但看起來更像鉛筆畫，挺喜歡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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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的婆婆側躺在房間那裡，像嶙峋的山巒坍塌，軟弱無力。我和妹妹兩人走進去。她醒來，吃力張開浮腫的眼瞼，迷迷糊糊，分不清誰孰誰。

在那之前，五姨母要回香港，婆婆不依鬧別扭，又不肯洗澡。五姨母逗她：「你不洗澡，待會兩個孫女兒回來嫌你髒，不理你呀！」這驚喜，聽得她馬上精神煥發，洗過澡後還要三姨母替她梳好髮髻。

婆婆自新年初跌斷大腿骨，從醫院回家，四個月內康復了一陣子，身體狀況又走下坡。斷骨的後患，加上老人骨質疏鬆，她已經不大能走路，甚至無力用扶仗。要她坐輪椅半小時是極限，腰骨不能躺平仰睡，只能側臥，每郁動一下，就「哎喲」出聲來。本就有點白內障的眼睛，視力變更差；本來好好的耳朵，因為手術麻醉藥損了腦袋，有點失聰。她躺著悶，愛有人坐著和她聊天，我們都要大喊她才聽得見，像一個人吵架，喉嚨都痛了，有時她聽不清，還得自己費精神去猜。

她哀哀地說：「婆婆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婆婆。」淚水終忍不住，洶湧而來，我憋住，即使她已看不見。我大叫：「才不是，還是一樣漂亮！」她便憨憨地笑。我們回來時，她笑得特別多。

其實，她很堅強，平常只少許嚕囌，有時喚一下人撒嬌，一切都是靜靜的，默默的安然。

做護士的大表姐來看我們，也看婆婆。她挾婆婆上床邊的廁所椅，替婆婆穿好紙尿片，搥搥婆婆睡痠了的大腿。「她只能左右兩邊睡，腿壓著很累的。」她嘆氣。她還吩咐婆婆摟着她的細脖子，好讓她能抱起她，挪個舒服點的姿勢。婆婆恍惚地說：「孩子，是你嗎？孩子，謝謝，真謝謝你。」

五官裡頭，婆婆看不清，聽不見，剩下幾顆牙齒，還算能吃。翌日我有事去一趟澳門，放眼所見，就只有葡撻和勝利茶餐室的西班牙奄列她能嚥。買了坐尾班車回去，已很晚，婆婆還在等。我把涼了的奄列和軟了的薯條翻熱，用匙子細細研開餵她吃。「對不起。婆婆對你不起。你山長水遠買給我吃，我如果不吃，便是對你不起。婆婆明天再吃。」聽得人心裡發酸，我從來沒想過老人會因這樣的事而向後輩道歉，我心不舒服，不要說對不起。

我還記起，妹妹告訴我，在醫院那時，她幫媽媽替婆婆抺身，婆婆仰頭對她說：「我該怎樣報答你？這樣的乖孫女。」何以說報答，聽着人一臉惘然。

這趟回鄉只住了兩晚，便得告別。「你們要乖乖的，有空再回來看婆婆啊。」婆婆這次沒扭計，回復一貫婆婆的風範。活到這九十有多的年紀，抱恙還能不暴躁，究竟要有怎樣的氣道與修養？

婆婆，讓我為你記下這些。

2012/07/11

那年，飛往南京，因着國情教育交流，與他們相識。其中有他，修讀藝術的，拔挺而溫文爾雅，笑起來有雙彎月的眼睛。相處七天，時光短暫，但別離時，大伙哭着摟着，紅眼眶對望，這一別，不知何日再聚。

翌年之夏，我回到金陵，看望他。他和父母駕車來機場接我，身旁的司機嚴肅，穿著軍人一類制服。相隔一年再見，他很是雀躍，堅持要帶我到他家。他與雙親待我如親人，執意和我在大廳中央，拍一幀全家福，也帶我遊遍了他長大的秦淮流域。

又兩年，某夜，他在網上喚我。訴說近況，原來他到了上海重點大學讀建築。問及我，我直說我在《明報》工作。他懵懂地說：「啊，那是我的名字。」

我問他，有facebook嗎？可會翻牆？他幽幽地道：「你知道，我們不方便的，特別是我家。不過幸好現在網絡不像往時住在家裏那麼限制。」他又喜滋滋說了現在的感情蜜事，可是補上一句：「你知道，我爸是軍人，這些事，要慎重。」連婚姻大事，原來也有掣肘，處處是樊籬。

那年認識的友人，都去國求學了，我問他何以不去？他說：「先在自己的地方打好基礎，腳踏實地，實事實幹，將來出國進修的機會多的是。」字裏行間，我隱隱感到他心裏那厚厚實實的一層，深信不疑，閉上了耳朵眼目。是誰把他困在精神的囹圄？

在網上重聚那夜，是七一前夕，國家主席，宛在水中央，沉實水馬的那一頭，不可望也不可即。兩地千頭萬緒，百感交集，我內心鬱結，該跟他從何說起。

執筆之時，國情教學手冊在流傳，荒謬而令人惶恐。我怕，我認識的他，當中的欷歔，就是我們香港日後的光景。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七一那天，在灣仔藝術中心，與石琪和陸離碰面，他倆好心把我們載到天后站維園遊行集合的入口。在等車的當兒，我們談到每年的遊行人數，政府那邊總是報細數，而民陣的，當然是人數越多越好，實在口同鼻拗。

陸離便拋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不派籌呢？」我第一個反應是：啊，是啊，與期被動地等各家從上而下來數人頭，倒不如我們自己施展渾身解數？但接著的想法是，那豈不是要製作幾十萬張票？有好多好多個零？

然後男助手一句：「如果有人多拿呢？」啊，那又對，到時政府一定不認數的。

再想，科學一點，拍卡可以嗎？用身份證？「身份證有太多資料，好像不太穩妥。」我自己反駁自己。「而且會像之前民間投票一樣，有黑客入侵。」男助手發揮他電腦人本色。「唉，操作癱瘓的話，怎樣遊行？」我又灰心。

其實都習慣了，遊行人數，每一年都要執拗一遍的。不過，今年特別著急，畢竟我也有出力。拖著痠軟腳步回家，第一時間問爸爸：「有多少人啊？」他興趣缺缺的說：「40萬吧。」啊，比零三年50萬還少。突然一種感覺襲來，很像努力溫書考試，成績出來，卻還是平平。

後來看報，除了民陣說的40萬人，港大兩個數字竟然都不超過10萬人，差點就跟警方估計的6.3萬人平手了，實在氣餒，那天明明人山人海的啊。

後來想，如果真要逐個人數，不是靠估，就要由比較中立的機構負責才行，譬如大學。但非政府機構，做任何的調查都有機會成本，預期要花氣力算準遊行人數，倒不如多做幾次全民投票？

而到今時今日，爭拗有多少人，又有什麼作用？我們上街，不是走過就算，只望真的能令政府有點點覺醒。但他們覺得你人數只得蟻民三四隻，便不予理會。甚至即使有一、二百萬人遊行，政府會動搖嗎？中央會放下屠刀嗎？我們遵循守法、平和的途徑反映意見，但執政者還是這樣貪得無厭地逐點收窄我們的自由。香港，是五十年漸變。

不滿，一直在醞釀，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要回應得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