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展過後，有傳媒揭發，大量書本雜誌像垃圾一樣，被遺棄於展場，無人問津。
人潮散去，與書展開首當天人潮湧湧、眾人排隊搶閘相比，顯得分外蕭條。
有說今年書展，參展商逾五百八十個，是歷屆之冠，入場人次超過百萬。
書展期間，卻不時傳出使人尷尬的報道，家長豪花數千至數萬元搶購教材練習、受爭議的兒童寫真、書本割價至一百元「任執」等。
好好地一樁文化盛事，少談文藝，卻是這些二三事甚囂塵上。
加上在科技發展之下，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方式迎來了大改變，無論是出版業還是紙本媒體，都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
時代巨輪轉動，在風雨喧鬧之中，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卻說了好幾次「唔使擔心」。或許時代與文化，就如他所說，總有興衰。
任時代怎麼走，他仍堅信要守住，做自己該做之事，繼續以紙張捍衛香港的本土文化。

真正買好書的人 買你認為好的書
第二十六屆香港書展上周結束，提及香港的書展文化，一向敢言的彭志銘道出一句：「不知所謂。」他面書上載了些短片，書展裏竟然有人賣啤酒、一百元書「任執」，家長捧不完還可以叫兒子來一起捧，真是光怪陸離。面對這樣的對手，彭志銘由書展第一天至最後一天，都堅持書本八折，賣不完寧願拿走，斷不割價。「我有一個信念，我要人來買你鍾意的好書，而不是買你不知道是什麼的便宜書。」彭志銘的次文化堂，有兩個理念，一是做香港人的出版社，二是敢言。剛過去的書展他更強調要「文化救港」。他回想在書展前，除了籌備陳雲的《城邦主權論》、容若的《簡化字尋根揭底》等，似乎還欠了點什麼。於是他親身上陣，通宵兩個月，上午回出版社工作，下班後回家伏案寫作，假日足不出戶，嘔心瀝血撰成《老師怕問字》。

「人肉字典」肯查書做筆記
「現在的人，中文理解能力不行。」他說，有人不明白書名「老師怕問字」何解，其實是老師怕（被）問字，人們對古文的言簡意賅失去概念。自他在二○○六年出版了解讀古漢字的《正字正確》後，就當上了友儕間的「人肉字典」，但他在書中寫道：「我唔係特別識字，同埋比人叻！我只不過比人勤力，肯查書做筆記，及好問找答案而已！」的確，他的出版社本身就是一個堆滿書的書迷宮。他拿出一大疊A4紙和學生習字本，翻開來看，原來是他平日的筆記，上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詞語。他將這些平常人不懂讀，或不懂用，又或懂得用卻不知來源的詞語，收入其中，再加以分類。他喜歡收集香港和台灣舊版字典辭典，然後互相比對，再用有趣的寫法鋪陳出來，讓人一讀便記得。以「紈絝子弟」為例，意指富家子弟，有邊讀邊的話就成了「丸跨子弟」，但他在書裏提到，其實「紈絝」的正音非常易記，就讀作「炫富」。又如「囹圄鋃鐺」，「囹圄」像圍牆，令人聯想起入獄，「鋃鐺」就是鐵鏈相撞的聲音。還有「桎梏人生」，原來「桎」是鎖腳刑具、「梏」是鎖手刑具，還配上圖片加深印象。彭志銘在書展時，就翻開來跟在場的讀者講書，引起大家興趣，實行快樂學習。

無錢賺一樣要搞
提起書展，他就搖頭嘆息：「書展是香港最大型的文化盛事，無理由搞成咁，是重量不重質，每年都說入場人次要破一百萬大關，這是沒有意義的。」彭志銘記得有書展搞手曾埋怨：「書展都無錢賺，我都唔係好想搞。」他質疑，以一百萬人次入場計算，入場費連同攤位租金，估計僅一星期已可得四千萬，應比婚紗展、美食節等的收入更可觀，但貿發局卻沒有將整盤數公開。他狠批：「由一班無文化的人去搞文化活動，一定死嘅。仲要由市儈的人去搞文化，一定死。」彭志銘認為：「一個都市的文化定位，在於書展。即等如新聞自由，就在於我們有多少份報紙。即使書展無錢賺，一樣要搞。」他自己的出版社也如是，他笑言這次寫《老師怕問字》是「一命養全家」，憑着對出版市場的觸覺，他可估計書的暢銷程度。也許有些書不一定能大賣，但他仍堅持再三出版，因為書的內容有其價值。像他出版鄭政恆的一系列書評《讀書有時》，「香港因而留下了一批很好的書評」。他出版的一些書籍，作者立場可以南轅北轍，有些暢銷，也有些銷情不理想，巧妙的是，有時是甲作者的銷量收入，拉上補下，就救了乙作者的銷量收入。

書本價值 難以取代
最近有紙媒裁員、停刊，出版業似乎岌岌可危，問彭志銘有何對策？他卻堅定地說﹕「我唔發展電子媒介，我守住自己的印刷事業。」除了因為電子媒介需投放很多資源外，他對兩種媒介有這樣的理解：「人們看電子網絡，其實會較粗疏，較不嚴謹。」「無人會在電腦上看兩三萬字，都是看一些短文，不深究事件，只為消閒。而且電腦一壞，就全沒有了。加上電子閱讀習慣，屏幕發光會影響眼睛，還引致手指、頸椎等身體問題，又令人無耐性。」也許書本和電子媒介各有優劣，但他認為﹕「書本的價值，不在於information（資訊），手機可提供information，但書是knowledge（知識）。」他指發光的屏幕，容易令人過目即忘，也難以融匯貫通。所以他還是享受，把書本平攤開來慢讀的方式，「要吸收知識，就要先有悠閒的心態。」一九八八年以前，彭志銘從事電影業，提及話劇、舞台劇，當年電影一出，也有人認為前兩者會被淘汰，後來再有電視出現，電影似乎亦受衝擊。到了現在，是各有捧場客，甚至看電視的人同樣會看電影。所以，他選擇守住他的出版業。

「普教中」影響新一代中文水平
他也可說是粵語文化的最早推手，所出版的《廣東俗語正字考》、《香港潮語話齋》、《小狗懶擦鞋》等著作，為人熟悉，二○一四年出版的《香港粵語頂硬上》，更獲香港書獎。連他的評論文章和散文，也同樣撐粵語，整篇寫成口語，用「嘅」、「㗎」等，不避俗語「頂硬上」。他指粵語傳承自華夏文化，單是孔子流傳了二千多年的《論語》：「學而時習之」以廣東話讀來，鏗鏘有力；用普通話一讀，卻是佶屈聱牙，足以證明粵語是一種文化瑰寶。粵語受打壓，全球粵語人口以千萬計，但卻只得一小撮人來撐，他忍不住要「鬧爆」。而自推出「普教中」，亦影響了新一代人的中文水平，彭志銘批評這是愚民政策。孩子在學校用普通話學中文，回家卻是用廣東話，以至番茄、西紅柿傻傻分不清楚，「篤魚蛋」變成「刺魚肉丸子」，令人哭笑不得。他指香港的教育是「求學求分數」，課程輕視歷史，學生考試過後，知識水過鴨背，那就是愚民政策。

有些好書，未曝光已退回
對現今香港書市的生態和困局，彭志銘深有體會。「為何我年年鬧書展，仍年年參加？因為這牽涉到整個香港的書市，都被中資機構壟斷。」什麼意思？「當市場由他們壟斷時，他們『回書』很快。意思是，我們出版社供書給發行，發行發書給書店。書不好賣，書店就回給發行，發行再退回給我們。如果書的勢頭好，大家都高興。但有些書，需要靠口碑或者慢熱，不可能一兩星期便暢銷。讀者還未揭便已被書店攝上書架，只見書脊，這一批書不差的，但新書出版三個月後上架，五個月便要退回給你。」「不少新書因此被退回，但這些書仍是新的，我只能在書展擺出來。就算書展幾乞我憎，幾無文化品味，幾差都好，這是唯一途徑，能將這批書重新曝光。」彭志銘說，這樣的操作模式，令詩集、文藝作品首當其衝，形成一個惡性循還，只能靠樓上書店銷售。

所有出版社被焗住擺書展
再者，這更衍生出另一問題。因為書展能令新書曝光大賣，有些書在書店一年只能賣二三百本，但在書展可賣得過千本。加上出版商在場內直接收現金，又可以較高折扣賣出書本，所多掙的百分之十幾二十，當作繳付攤位租金也是好的。於是，「所有出版社都被焗住去書展擺檔」，同時趕在書展推出新鮮滾熱辣的書。問題由此而來，除了七月書展，香港一整年都少見新書，導致行業萎縮。全香港的印刷廠就在書展前一星期，開機通頂印書，行內的印刷師傅、美術設計等都難以為生。彭志銘回想八十年代入行，當年一般時間都有新書，書展時最多再出版五六本，書市生態較平衡。但現在「一旺淡三墟」，人們在書展一次過買新書，之後幾個月便市道冷清。出版愈趨艱難，但彭志銘說：「要專注做自己該做的事」，繼續做香港人的出版社。

將書展交給民間舉辦
在七月十五日周三書展開幕前一天，發生了小插曲。一直以來，記者可在書展開幕前自行發掘題材，今年大會卻不准記者自由採訪，必須先跟隊遊走一次，彭志銘批評：「內地參展才會這樣，現在連書展也採訪『大陸化』。」舉辦書展是為了鼓勵市民閱讀，但他說書展無甚宣傳，也沒有學生優惠，又不將講座錄影供人重溫。那要如何辦好書展？他簡潔一句﹕「交給民間舉辦就可以。」

不過，自去年雨傘運動後，冒起了一大群年輕知識型讀者，他們開始深究歷史文化，書展時還常去他的檔攤「打卡」。他正色道﹕「有這批讀者出現，這個政府應該要小心。」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
編輯/ 蔡曉彤
（2015年7月26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做龍舟 代代相傳
賽龍舟是端午節傳統活動，相傳為紀念投江的屈原，以龍舟驅散江中魚群，這個習俗已有兩千多年歷史。
作為漁港的香港仔，賽龍舟歷史也有百多年，每年節慶一到，必定水花四濺、鼓聲四起、眾人吆喝，熱鬧非常。
至於龍舟的製作過程，在龍舟手藝日漸式微的香港，已難以看到，唯有在內地，才能找到大隱隱於市的做龍舟師傅。
筆者追蹤到番禺，在這個廣州最大最古老的龍舟製作基地，發現大龍船由兩個手藝高超的師傅包辦，據當地報道，原木龍頭龍尾的雕刻工藝，已列入番禺區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梁鎮洪師傅更是傳承人之一。
至於九十尺長的大龍船身，則是由第三代的做龍舟師傅盧載洵親手製作，手工精細準確。
據內地老划手所言，香港的龍舟文化相對內地熾熱，像大龍舟隊長香港漁民鄭全仔上下三代，仍然熱中龍舟競賽，奪獎無數。
由龍船雕刻製作，以至划龍舟技術，一直以來甚少文字圖樣記載，依靠的是，人手技藝代代相傳。

雕龍頭 刀刀利落
隱世高人 56年木雕手藝
風塵僕僕來到番禺的員崗村，甫下車，四周是工廠小舖，走進一條淡灰的青雲大街，小巷兩旁是百姓人家，拐個彎，就走到其中一戶的樸實院子裏。院子裏有鋪着綠瓷磚的小樓房，門前地上幾堆木屑，兩三個龍頭用木櫈子墊着，牆邊豎着幾條龍尾。一個老先生，穿一件簡樸灰白長袖衣和深灰褲子、一對膠拖鞋，正在低頭專注雕刻一個木龍頭，知道有客人來了，才停下手上的工夫，和藹地微笑。原來小巷裏隱藏了這樣一位龍頭雕刻大師——梁鎮洪師傅，據《番禺日報》報道，龍頭的雕刻工藝，已列入番禺區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傳承人。梁師傅已年屆七十一，由一九五九年開始，即十五歲便跟隨爺爺學習龍頭龍尾雕刻，最初八年都在練習基本工，及後因技藝精湛又善於革新，手藝因而家傳戶曉，各地訂單源源不絕，單是珠三角已佔六七成，更有海外華裔訂製。

已有五十六年經驗的梁師傅，憑着一雙巧手，一年裏刻製出幾十對龍頭龍尾，製作一套龍頭龍尾，需時一星期至一個月不等，在農曆新年到端午節期間更是旺季。他的家也就是龍頭工廠，每朝清晨六時，他就在院子裏埋頭工作，一直忙碌至太陽下山，十多個小時，仍然雙眼精明雙腕有力。不過龍舟活動曾在文革時期被禁止，梁師傅只好轉做其他木具維持生計，至七十年代以後，恢復傳統節日，他的手藝才得以繼續發揚。幾十年來，梁師傅靠雙手養活一對兒女和一家四口，可惜時代變遷，跟他學師的徒弟只餘一人，景况已不復當年。

草圖在心中 木頭起稿即下刀
跟梁師傅一邊傾談，他仍然能一邊雕刻龍頭，刀刀利落，絲毫不差。這次為香港仔漁業海鮮商會訂製的「漁業龍」，為「大龍」，梁師傅挑選了來自湖南的上乘樟木，直徑約三四十厘米，重達十多斤。傳統的龍頭製作困難之處，在於不立文字，也沒有設計圖，梁師傅就根據客人提供的龍頭樣板，或口述要求，如「凶神惡煞」或「神采飛揚」等，再憑個人技藝和經驗來製作。他更會踩單車到佛山祖廟，參考龍雕石像，將圖樣一一記在心中。一塊由原木雕刻成形的威猛龍頭，需要經過幾十道工序，單是刀具就有好幾十把，梁師傅先在木頭上用鉛筆畫出簡單線條，再用鋸木機裁出粗略的形狀。他先從龍頭後枕開始用刀，雕出飛舞的龍鬚和龍鰭，然後就是龍頭頂部尖銳的龍角、龍額等，之後再將面部左右兩邊一修，修出立體的龍眉、龍腮和龍嘴，龍貌已大致成形。聽梁師傅摸着手上的作品，形容得眉飛色舞：「龍額呢就飽滿、豬膽鼻、有笑容，雙眼朝天，目空一切。」的確栩栩如生。

客人口述要求 龍貌「隨機應變」
雕刻好的龍頭，還需要經過多次打磨，單是龍頭的顏色，如金、紅、綠、黑等，先打磨、上色、風乾、再打磨，需三至四遍。龍頭裝上梅花鹿角，角有數節，更顯威武，之後還會裝上下巴的龍鬚，龍鬚有黑白兩色，黑鬚是少年，而白鬚則是壯年，另有彈簧似的鼻球，以及龍舌和龍珠，而龍目先是眼白，上有黑瞳，然後中間再有紅睛，神態活靈活現。每一隻龍頭都各有神韻，這隻「漁業龍」的臉容威武，而臉肉飽滿又帶歡顏。梁師傅曾替一條人稱野蠻的村落製作龍頭，客人要求龍貌要兇惡，可是沒有提供樣板，那如何是好？梁師傅處變不驚道：「將龍牙磨利、面削少肉便似了。」

做龍身 原木入榫
江邊木棚 度身訂做
番禺貴為水鄉，當年河涌上未搭橋之前，人們就坐船到對岸，當地人更靠河道運輸營生，每逢端午，還會在河涌上賽龍舟。作為廣州最大最古老的龍舟製作基地，上漖船廠赫赫有名，於珠江邊臨水而建。想不到船廠身處綠草叢中，搭起疏落木棚，猶如世外桃園，廠裏修長的船身一直伸延至江邊，氣勢懾人。船廠的總工程師盧載洵師傅，幹勁十足，和廠裏五六名師傅，合力完成一隻又一隻分量十足的龍船。盧載洵師傅十五歲開始學師，一做四十五年，現年六十歲的他，三代做龍船，早於七代前已有祖先有此手藝。盧師傅每早七時半動工，每天工作八小時，最短一個月可起貨，他會和客人交流，龍舟的尺寸、外形等會依他們要求親手度身訂做。

坤甸木龍身 年年「潛水」保養
這次的「漁業龍」大龍船，可坐五十人，長達九十尺，約一噸重。由選木開始，木質需結實、長度足夠，以往有四種木材適合製作龍舟，包括坤甸、柚木、杪木、杉木，各有特性。內地龍舟有一個「藏龍」和「起龍」的特色，每逢端午過後，人們就會把坤甸做的龍舟沉進水中，讓泥土覆蓋，龍舟成為卧水潛龍，那是因為坤甸木質堅硬，浸於淡水中更能用上百年，而且木質愈黑愈好，於是每逢端午前夕，「潛龍」又被挖起來清理和修整再參賽。但由於香港海域是鹹水，坤甸在鹹水淹浸之下，釘頭很容易生鏽和侵蝕，木身會爆開，所以改用密度適中、較輕和軟韌的柚木，柚木做的龍船會存放於岸上。另外杪木和杉木也較輕身，但並不耐用。至於現時香港比賽常用的中龍舟，多轉用玻璃纖維，極為輕身，以倒模製作，卻難以再在製作過程中微調。

盧師傅所製作的「漁業龍」大龍船，就是用柚木做的傳統龍舟。經盧師傅挑選，這次使用的木材來自緬甸，木廠將原條樹幹鋸成木片後，送到船廠進行加工，在當年未有電鋸時，以人手鋸木需花上五十日。一條大龍舟需用上三至四塊木材駁長，而尺寸早就在盧師傅心中，再憑經驗調整。

人手拼合 鐵釘根根手打
香港龍舟教練及是次大龍舟的設計師鄭志強，解說龍舟結構。盧師傅先是替龍舟做出一條「底骨」（又稱「龍骨」），這是龍舟的主要命脈，然後在「龍骨」兩邊各加上一條「底旁」，令船底有足夠的弧度，這次的船底採用了類似滑板的設計，有利滑行去水。之後便是船側較斜的「大旁」，再之上是「企旁」，「企旁」由內層「夾旁」和外層「花旁」合成一塊，「大旁」和「企旁」之間橫附「筋圈」，作固定之用，這時船的外形大致完成。龍舟內會加入坐板，每隔一個坐板之下有「檔」，然後一條「龍筋」就由船頭接駁至船尾，架於坐板之上，貫穿起中央的「將軍柱」，龍舟會像神龍一樣蘇醒過來。船身大部分用了傳統的入榫方法，再加以環氧樹脂混合碎木屑，做成黏料，以及用上重六十公斤的手打鐵釘，在打釘的地方塗上黏料防水，將木材緊緊接合。船身會保持原木的顏色，再打磨上油共四次，令船身光滑。

拜祭 擇日下水
龍舟製成後，在落水之前，需擇好時辰，進行拜祭儀式，備有元寶蠟燭香，又會燒炮仗，才能運到香港，而到香港後，亦需擇日作正式的下水禮。當地人認為，龍舟不只是一種工藝那麼簡單，他們認為龍舟有靈氣，是神聖之物。

划龍舟 三代猛將
一條龍舟在鴨脷洲大橋底下勢如破竹地划來，在漁船遊艇中穿梭而過，真如一條游龍飛躍水面。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委員會副主席兼活動負責人陳富明說，香港仔的龍舟歷史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在六七十年代尚未有正式龍舟比賽時，每逢五月初一，漁民就會將龍舟下水，到餘暇時段，漁民更會噗通跳進水裏，再爬上龍舟作賽，熱鬧非常，比賽一連五日直至端午節，如今正規龍舟比賽也有四十多年歷史。香港收藏家協會副會長張順光特此提供了一輯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的香港仔圖片，可見當時的香港仔漁港充滿特色，龍舟競賽亦聲勢浩大。在尋訪番禺製作龍舟基地時，聽見番禺龍船老划手說：「現在內地的龍舟活動，經費增加了，但參加的人少啊，相反你們香港的龍舟活動資金比我們少，卻仍然有那多人去划船。」可見香港的龍舟文化傳承。

「飛虎」龍舟隊 成績斐然
由鴨脷洲大橋划過來的龍舟隊，名為「飛虎」，隊長鄭全仔五十四歲，一如龍舟猛將，身形健碩皮膚黝黑，以前為香港仔避風塘的漁民，九二年上岸後，於香港仔駕駛遊艇。鄭家祖孫上下三代連同伯父、侄仔也是龍舟好手。鄭全仔在小學時代，便跟爸爸鄭伙佬學划龍舟，十六七歲開始參賽，父子兵屢次奪冠。爸爸鄭伙佬八十一歲，精神奕奕腰板筆直，問他有何划船秘訣傳授給兒子，他胸有成竹說：「唔使教㗎，佢睇到㗎，跟住學就自然會識㗎喇，細個好快學㗎。」伯父鄭有喜已八十六歲，和鄭伙佬兄弟兩人大半生是漁民，當年一隻船住一家六七口人，出海釣魚謀生，黃昏回來之後，就風雨不改一起練習划龍船，鄭伙佬笑着說：「有興趣咪划龍舟囉。」當年比賽中龍舟，每年約有六次，他們在香港仔、柴灣、蒲台島、赤柱、南丫島、大潭也出過賽，一次二十多隊競爭，他們成績斐然。鄭伙佬笑說：「一年裏面都贏四五次冠軍㗎，無冠軍也有其他高低獎項。」就這樣划到六十多歲才退下火線。傳至第三代猛將，二十三歲現為龍舟教練的鄭文達，小時候八九歲已跟爸爸學習，「覺得爸爸划龍舟很有型很叻」，剛開始坐龍舟尾，因為較容易發力，後來愈坐愈前，要帶着整隊人的步速，保持頻率一致。他十六七歲便正式出賽，和爸爸並肩作戰，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五時至七時更會密集操練，平時更會勤健身。在練習龍舟的時候，鄭文達說：「我們有很多模式，有時是針對性地練習，有時是划死水，即是拉着重物來練力，有時是針對不同比賽的路程長短，或平時去跑步。划龍舟也要注意時間，不同線道的流水也會影響。」「飛虎」龍舟隊的好手幾乎都姓鄭，其中鄭全仔的侄子鄭俊軒才十五歲，是龍舟的生力軍。這次練習，鄭全仔和兒子鄭文達二人坐於龍舟前排，爸爸划左槳，兒子划右槳，父子非常有默契。

舊時划船重花式 現講求速度
龍舟至今已演變成國際化體育賽事，但在此之前，據陳富明說，龍舟在划船方式上，其實也有差距，當年尚未鑽研划船速度，較注重花式。龍舟的頭槳即是龍舟的指揮，那時有不明文規定，「槳尾要舉高過頭，左右船槳齊指向天，讓龍身呈V字形，像千手龍一樣向前飛，極有氣勢，但當划了二十至三十槳後，因體力消耗，隊形便會不齊，變得此起彼落。」至於現在的划船方法，因為講求速度，故船槳落水要深，幅度要大，划手全身向前，再向後拉，有更大的發揮。船隊還會鑽研內地的方法，如有半跪式，或順德的「風車槳」，划槳的速度快得看不見船槳的上落，但也相對消耗更多體力，於是他們發現靠高頻率已不可行，故而又加入科學訓練，令撥槳的速度看似很慢，但其實去水更快。

香港仔競渡大賽 新龍舟迎戰
龍舟教練鄭文達說，在端午節當日，由早上至下午，賽事連場，大半天下來便已划過十多場。香港仔避風塘作為這項傳統活動的比賽場地，陳富明指每年都會搭起大棚，設觀眾席讓市民觀賞，每年均有過萬人進場，萬人空巷。不過由於六月開始是休漁期，避風塘內停泊的船隻會較多，本來已較狹窄的賽道難免受阻。龍船賽道長三百三十米，賽道分四條，分為大龍舟賽和中龍舟賽。大龍舟共有十隻，以四、三、三的方式競賽，初賽每隊均需出賽三次，每次比賽的對手均不同。初賽以五、三、一、0來評分，分數較高的四隊龍舟，將進入金盃賽，進行決賽爭奪冠亞季軍。分數次高的三隊，再進入銀組比賽；最後三隊進入銅組再比賽。大龍舟划手一般有四十六人，另有船尾的舵手和沒規定位置的鼓手，以及一個站在船中央的「龍證」，總共四十九人。至於中龍比賽，一般是二十二個划手，再加上前鼓和後舵，共二十四人。中龍共有七大組，每組最多十六隊，包括男子公開組、男女子混合、漁民組、消防隊、慈善等，競爭激烈。

擇日下水禮
今年新訂製的「漁業龍」大龍舟，以柚木製造，價值二十萬港元，一般木製大龍舟可使用十年，而隨着多年損耗後，維修費亦較高，是故今年訂製新龍，新龍舟也會令士氣大增，令划手為之雀躍。在番禺製作好的「漁業龍」，五月五日已在當地進行了安神儀式，將約於十二日到達香港，到時再稍作打磨、上油艇漆。隊長鄭全仔擇好日子和時辰，暫定於農曆四月二十六日（六月十二日）於鴨脷洲橋底進行下水禮，當日會備上香燭、燒豬和生果，邀請道士作法，也會到洪聖爺廟拜祭，預祝比賽勝利、參賽者平安，以及風調雨順。大龍舟會在此日讓道士開光，在龍睛、龍頭、龍頸、龍身和龍尾，點上朱砂。下午五點便會放龍舟到海上，讓划手熟習新龍舟，在五月初五（六月二十日）端午節正式出賽。「漁業龍」由鄭全仔和鄭文達的「飛虎」為主力，還有「南鷹」等隊員加入，他們過去曾連續四年取得冠軍，惟去年屈居亞冠，他們期望新造大龍能重振聲威。

文/ 李寶瑜
圖/ 胡景禧、葉家豪、香港收藏家協會
編輯/ 屈曉彤、洪慧冰
（2015年5月10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通識導賞）

一批在中國元代鑄造的景教銅十字，全球現有一千餘件，最大一批共九百七十九件，珍藏於香港大學，其中七百多件，更在上周三起於港大美術博物館展出。
這些直徑只有三至八厘米的銅十字，上面有各種紋理，甚至有佛教的卍符號，又有鳥、魚或太陽的形狀，當中隱藏了什麼玄機？為何如此神秘？
而「景教」又是什麼？
這為元代甚至更早的中國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
上周三港大更舉行了為期三天的「景教國際學術會議」，專程邀得二十位世界級權威研究專家一同深入探討。
請教過港大建築學系龍炳頤教授、中文學院馮錦榮博士以及港大美術博物館總監羅諾德博士，才知道，景教在一三八○年前傳入唐代中國，無論在天文還是機械等範圍，都對當時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這批銅十字就像一個個解密的鎖匙，是元代景教的重要信物，讓我們由專家帶領，經歷這一場跨越遼闊歐亞土地、歷時久遠的文化軟實力交流。

景教起源
來自基督教「異端」
要解讀景教銅十字，需追溯至景教起源，一段由西至東的漫長旅程。在早期基督教裏，一位主教名為聶斯脫理（Nestorius，三八六至四五一年），對於耶穌的「神人兩性結合」有不同看法，指童貞瑪利亞只是「人」，只是生育耶穌的肉體，而沒有賦予耶穌神性，質疑她「天主之母」的地位。聶斯脫理的質疑被視作異端，及後更被革除職務、逐出教會和國境。自此聶斯脫理的追隨者遷移到波斯（今伊朗）、中亞等地，繼續向東面宣教，此派又稱為亞述教會。兩百多年之後，聶斯脫理派經過新疆傳進中國，當時正值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年），聶斯脫理派被稱為「景教」。至於「神人兩性結合」的爭議，在千多年後的今天，依然爭持不下。

新疆沙漠
掘出《舊約》詩篇
馮博士提到，在十九世紀，鄂圖曼帝國是新興帝國，想從現在的伊朗、伊拉克等地攫取利益。在探險隊被派遣到近東一帶時，發現了一些古代亞述教會的寺院，即是大秦寺（景教寺）。景教傳入中國時，傳教士借用了當時為人熟悉的道家、孔儒和佛教等術語，來宣揚自己的教義，所以景教徒又稱為景僧。大秦寺稱作「寺」，而「大秦」意指近東，可估計是偏近中國形式的建築。之後在一九○四至○七年，德國有探險隊到達現在新疆東面的吐魯番，在沙漠發掘出很多出土文物。帶回柏林研究之下，驚見出土的殘片文書裏，有古代的敘利亞文，記載了《舊約》的詩篇和福音書。這成為一大懸疑，為何西方基督教的文物，會在東方出現？

明朝出土石碑
揭古希臘科學傳入中國
原來，有一件線索早在明朝天啟五年（一六二五年）曝光，這在傳教士間轟動一時。當時在長安城西南面，出土了一塊高於人身的石碑，上面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石碑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中文字，石碑底部更有一段古敘利亞文。石碑記載了六三五年至七八一年間，景教如何經過古代絲綢之路進入唐代，還出現了多個敘利亞波斯僧（即景教徒）的名字；並提及景教教義，和「景教」意指「光明的宗教」。石碑上其中一個名字「大德及烈」，原來在石碑的底部也有敘利亞文「Bishop Gabriel」，「大德」指高僧（即Bishop），而「及烈」與「Gabriel」相對應，證明此為重要人物。原來在《唐會要》中也著有「波斯僧 大德及烈」這個稱謂，當中記錄了大德及烈和廣州的市舶司（即現在的海關），受中央訓令，要為國家製作「奇器」。什麼是「奇器」？馮博士研究古代科學史，他推測，「東敘利亞教會的『學問僧』，懂得古代占星術和古代科學儀器製作，有部分很可能來到了中國。」後來在明末清初，出現了一本《遠西奇器圖說》，由此確定，奇器就是指古代希臘的機械，像繩纜、滑輪等科學。謎底解開，碑上記載的這一位波斯僧，曾將古代希臘的科學技術帶到中國。而石碑上，尚有很多密碼有待破解，龍教授說，今日研究景教，除了懂得中文，更要懂得敘利亞文、粟特文、吐魯番文，才能進一步深入研究。

景教徒任天文台長
唐代竟用古敘利亞曆法？
而在一九八○年的西安，出土了一個名為「李素」的墓誌銘，其妻為卑失氏。李素的墓誌銘上著有「波斯僧景教徒」，來自撒馬爾罕（即現在的烏茲別克），這成為研究唐代景教的又一線索。李素曾任欽天監，職位等同現時的天文台台長，馮博士認為，他應該熟悉天文學，而且用的不一定是中國曆法，有可能是來自敘利亞的天文學。與此同時，李素的墓誌銘上，標明他的字是「文貞」，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中文和古代敘利亞文中都一一找到。謎底又再揭曉，這位波斯僧也對唐代的天文學有一定影響。馮博士說﹕「這間接證明了，中國古代的皇帝是開放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上，還提及唐玄宗雖是道教信徒，卻也推動景教。唐代國教雖是道教，卻不代表一定以道教為主。」在李素之前的開元年間，唐朝已是開放的時代，曾任用印度僧人在天文台做事。當時瞿曇家族中，有名的瞿曇悉達，其兒子任欽天監，而他自己則編訂一本古老的占星總集《開元占經》，裏面有相當詳細的印度曆法。而時至今天，學界仍在尋找會否也有景教曆法。

銅十字誕於元朝
宗教多元 景教僧代大汗出訪
唐代景教流傳至西安、洛陽，甚至廣州等地，不過信教的外國人多，而漢人少。直至八四五年唐武宗「會昌滅佛」，信奉道教的唐朝掀起滅佛浪潮，摧毁逾萬間佛寺，更波及景教和其他宗教。在唐朝末年，景教幾乎在中國境內銷聲匿迹，只能在境外低調活動。

直至元朝（一二七二至一三六八年）由蒙古人統治，忽必烈當時進攻西方，到歐洲途經土耳其、中亞等，蒙古兵雖勇狂強悍，但士兵不足，需在中國境內招買粟特人（中亞民族）當僱傭兵。蒙古人高壓統治，將人民分等級，最高級為蒙古人，次級是色目人（coloured eyes），包括他們所招攬的景教徒，讓景教得以在國內死灰復燃，而漢人及南人則最低等。景教的蒙古話為「也里可溫」，意指「有緣分之人」。蒙古人對景教僧的重用，更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融。十四世紀時，便有景教僧身負重任，代表蒙古大汗，遠赴歐洲會見羅馬教皇，更獲邀請在梵蒂岡舉行東方教會的聖禮。景教僧更同時拜見英國皇帝及法國皇帝等，當時帶同用蒙古文寫成的國書，存於法國的國家檔案。另外，忽必烈也邀請了當時獲梵蒂岡承認的「方濟各會」和「多明哥會」的修士，親赴中國，可見當時各宗教和各國的開放包容的程度。羅馬天主教會和敘利亞東方教會在元代可以百花齊放，元朝政府更設立專門機構「汗八里教區」（指偉大的都城），由崇福司管理這些外國宗教。而這批景教銅十字架，就是在元朝時的古鄂爾多斯地區鑄造。後來元朝滅亡於明朝，景教亦漸漸衰微，在六百多年後的今天，銅十字架終於重見天日。龍教授總結﹕「當時的宗教傳播，因在西方受到壓迫，才來到東方，並得到自由空間。唐朝是宗教開放多元的時代，而現時所講的『軟實力』，其實就是古時的東西方交流。」

全球僅千餘件
件件不同 做印鑑繫衣服
這批有七百多年歷史的景教銅十字，在一九三○至四○年代，由在北京出任英國郵政理事的聶克遜先生（Mr F. A. Nixon）收集，後來由利希慎基金會收藏，並於一九六一年贈予香港大學。銅十字至今全球僅一千餘件，美國有五百多件，英國和哥倫比亞各得幾十件，港大則有九七九件。

羅諾德博士指出，這九百多個銅十字，有一百五十多個分類，為方便公眾理解，約分為十字形、幾何圖形、鳥形、魚形、太陽形等。銅十字都有一個中心，如陽光向外放射，回應景教「光明的宗教」的意思，「景教」亦可配詞「景仰」。另外，在銅牌上亦能解讀景教在中國的演化，在直徑約三至八厘米的十字銅牌上，會有佛教的卍符號、蓮花，也有一些銅十字形似中國的圖章，令當時人更容易接受。同時，一些鳥形銅牌呈對稱形狀，也有波斯的藝術風格特徵。銅十字是景教信徒群體或個人的標誌，為確保每一個十字都獨一無二，會將倒模銷毁。而依據銅十字上殘留的紅色顏料，估計可用作私人印鑑，或在出門時將泥抹上門縫後印下圖案，確保無人闖入。有些銅十字背面附有十字扣或單扣（圓圖），可以繫於衣袍或腰帶之上，被視為神聖的象徵物。

元代景教銅牌展
日期：即日開始，為常設展覽（免費入場）
時間：星期一至六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6時
星期日 下午1時至6時
（大學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 香港般咸道90號
電話：2241 5500
網址：www.hkumag.hku.hk

公眾導賞
網上報名：http://uv.hku.hk/nestorian
（截止日期為導賞日期前3個工作天，費用全免）

‧6月18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粵語）
‧6月25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普通話）
‧7月 9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粵語）
‧7月16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普通話）

延伸閱讀：《唐元二代之景教》，羅香林教授，香港：中國學社，1966。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受訪者提供
編輯/ 屈曉彤

（2015年6月14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通識導賞）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2015年6月7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我搵唔到利東街……」和馬國明老師約在灣仔訪問，他電話裏的聲音顯得有點落寞。
他說得沒錯，利東街早已不存在，現在只有一條興建中的威尼斯人式步行街，什麼「囍滙」、「囍歡里」，聽完令人毛管戙。
走到廈門街，在建築貨車與匆匆行人之間，看到一個背影，他柱着拐杖，步履緩緩，走上前去探問，就是馬老師。
在水馬和剷泥機旁邊走過，他邊走邊回頭，看了又看，看利東街變成這個模樣，「硬係做到好似好歐陸式咁，懶休閒」。
自二○○六年曙光書店結業後，八年來，灣仔這條路，他再也沒有踏足過，直至這天，他專程回來，「我想行一行睇一睇」，重遊取書之路。
九十年代，有曙光書店和青文書屋的灣仔，當然不是這個樣子。現在的灣仔，最多的是地盤，灣仔的景觀事物，雖說不上面目全非，但有些地方卻也變得很離譜。

平凡讓路給「響噹噹」
看利東街那道鬧市中無端建起的橋，馬國明老師下了一句獨到的評語﹕「那是建築偽術，跟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一樣。」他每一個形容詞都很到肉，像提到「都市整容」，單是建築物外貌就能看到香港人媚外的心態。在他著述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書裏，也寫到，平凡事物最後要讓路給「新奇和響噹噹的事物」，全面都市化，最終剔除了平凡實在的生活文化。

主題式建築推高樓價
聞說利東街將設立婚嫁主題商場，馬老師猜想﹕「可能是婚嫁公司的一條龍服務，做生意上當然有可為，是掂橋，但問題是，為何結婚要像做show？」鼓勵人作無謂消費，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一般人擺酒，十多二十圍，頂多印二百張請帖，以前囍帖街就是小規模製作，店舖間雖說同行如敵國，但當一家接到大單生意，大家也會一起合作，互惠互利，相反若是大集團，才會是真正的競爭對手。而且這樣的商場，租金必然高，囍帖小舖哪裏租得起，最後還不是由新興公司主導。講到氣結處，他說﹕「最差是市建局重建，主題式建築，其實是為推高樓價。舊樓收回重建是無可厚非，但也不要起貴到無倫的樓啊，變相幫手推高樓市。私人收樓有很多阻滯，但市建局有尚方寶劍，政府要收地，街坊不能不遷，但重建之後，受惠的卻不是普通市民。」推高樓價，一呎萬幾兩萬元，只有高消費人負擔得起，令消費一併扯高，生活水平被拉高，業主大幅加租，整個區域不再是街坊模式。「地少人多是呃人的，香港的確不大，但樓價貴其實有很多因素。」所言甚是。

才相隔八年，馬老師說以前的灣仔很平實，筆者默默跟在他身後，不知此刻他心情有多複雜。在一九八四年開設曙光書店後，他每天由荃灣住處到灣仔開舖，每星期到胡忠大廈的灣仔郵局，取海外寄回來的英文書，每次四大箱，重二百磅。他用兩輪車仔推着回去，途經皇后大道東，走灣仔道，再拐進太和街，回到莊士敦道，到達巴路士街，這條傳送學問的路，那時一星期最少走一兩次。

1. 和昌大押
變貴價餐廳涼薄
位於莊士敦道的和昌大押，馬老師覺得最離譜，當舖本是人們到了山窮水盡才去的地方，以前生活拮据，迫於無奈才將具紀念價值的物件如婚戒，拿去抵押，甚至連棉胎都要典當。當舖代表艱苦辛酸的歲月，但重建後竟然被粉飾成貴價食肆，餐廳更名為The Pawn（當舖），「你擺明喺度攞景啫？」他覺得是在侮辱香港，「不止離地，簡直是在山頂凌宵閣住的人才想得到」。這種主題餐廳的賣點，一是食物享受，二是能去貴價餐廳的客人當然未去過當舖，現在便能親身感受，噱頭背後是涼薄。

2. 春園街
街坊小店尚存
春園街裏的一個垃圾站，早在二十世紀初便屹立街頭，樓下是垃圾站，樓上是公廁，雖然就腳，但要爬幾層樓梯上廁所，對老人家來說不大方便。不過這個角落，卻仍能保留從前的風貌，臨街而建的一排唐樓，以及樓下的店舖，全為這一帶街坊服務，很生活化，食肆、理髮店等都很有特色。其中理髮店，其實是在後巷搭起，旁邊有賣大閘蟹的橫額，也不是正式舖位，果真見證香港的寸金尺土，用盡每一吋空間。

3. 交加街
豪宅「蓋」掉乾貨香
橫向於春園街的交加街，是排檔市集，以前附近未建新樓時，太陽猛烈，檔主會用淺筲簊盛着冬菇乾貨，放在檔頂曬太陽，可殺菌防潮，天然生曬的乾貨還特別香。現在豪宅處處，陽光全被遮擋，此情此景已不復再。原來九十年代，與交加街相交的玩具街還沒有那麼多排檔，現在才排到出莊士敦道。二○○七年尚翹峰建成之後，曾有指排檔令私家車行駛不便，但人們極力爭取才能保留下來。

4. 石水渠街
龍門大酒樓不復在
馬老師想看看龍門大酒樓的原址，走到石水渠街口一看，原來已經變成恒生銀行。他記得早前的恒生在龍門大酒樓旁邊，即現在的地盤位置，外牆還很新淨，不過只有四五層樓高，看來現在這個地盤又要起高樓大廈。九十年代的石水渠街，還是一條僻靜後巷，沒有行車，還未有那幾幢住宅，現在則多了很多蔬菜凍肉小舖。

5. 灣仔道
九十年代「有錢人」街市
灣仔道與莊士敦道有一處交匯點，然後灣仔道拗一個彎向東到達堅拿道，弧形的街道很特別。九十年代，這裏有很多地舖和街市賣海鮮，那時有靚車由堅尼地道駛下來，載着菲傭替有錢人家買餸。

6. 巴路士街
後曙光青文
由灣仔道轉入巴路士街，終於來到曙光和青文的舊址，馬老師很雀躍，「睇吓有無唔同先，後面的茂蘿街就唔同晒」。一看，啊，格局沒有變，但全翻新了，綠屋變成動漫基地，台山商會大廈的外牆也光亮了。大廈七八層高，八十年代才興建，已不算很舊，以前書店就在三樓，上兩層就是，青文B座，曙光A座，共用同一個門口，集中收錢。一九八四年馬老師開設曙光書店，售賣英文學術書籍，直至二○○三年他中風，只好將書店併入「青文書屋」，曙光最後於○六年結業。那年一別，他再沒有回來，多在家休養，同時繼續文化研究、創作和教學。這天看更站在大廈門外，筆者本來想進去看看，卻被看更阻止，想不到連走上去看一下的機會也沒有。

書店開業當年，馬路前是三檔大牌檔，一檔賣三文治奶茶咖啡，一檔賣粥，一檔賣魚蛋粉牛雜麵，後來大牌檔拆了，三舖各自搬遷，賣牛雜麵的，就搬到近灣仔道的冷巷位置，賣粥的再遠一點，三文治奶茶咖啡就成了大廈旁的茶餐廳，馬老師那些年總是在這裏午飯。由洪記，到堂記頂手，到現在的B記，茶餐廳格局仍然一樣，因為舖面地方細小，所以還利用後巷做生意。

有趣街道的消失……
走回莊士敦道，這裏以前一列舖頭都賣鞋，現在剩下街角最後一間，也貼上拆樓結業、減價清貨橫額。馬老師叫我去看看前面的茶餐廳還在不在？筆者看完走回來，搖搖頭，茶餐廳是有，不過是新裝修，真不太忍心告訴他，他大概又要失望了。坐在茶餐廳裏，馬老師說，這裏以前賣十蚊一碗雲吞麵。他提起以前寫過的一篇〈街頭掠影〉（收錄在《路邊政治經濟學》），以前灣仔，有一家店賣咖喱，常在門口擺一張圓櫈，放上電飯煲煮咖喱，經過就聞到香味，香味招徠客人，這樣的街坊生意很有意思，但店子已經消失了。而當街舖逐漸搬入商場後，處處受制，便再也不見這樣有趣的街道風光。

文/ 李寶瑜；圖/ 李紹昌、李寶瑜、資料圖片；編輯/王芷倫
（2015年1月1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街知巷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