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仔建築偽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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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街(囍帖街)重建後,大廈之間加上一道橋,馬老師稱之為「建築偽術」。

「我搵唔到利東街……」和馬國明老師約在灣仔訪問,他電話裏的聲音顯得有點落寞。
他說得沒錯,利東街早已不存在,現在只有一條興建中的威尼斯人式步行街,什麼「囍滙」、「囍歡里」,聽完令人毛管戙。
走到廈門街,在建築貨車與匆匆行人之間,看到一個背影,他柱着拐杖,步履緩緩,走上前去探問,就是馬老師。
在水馬和剷泥機旁邊走過,他邊走邊回頭,看了又看,看利東街變成這個模樣,「硬係做到好似好歐陸式咁,懶休閒」。
自二○○六年曙光書店結業後,八年來,灣仔這條路,他再也沒有踏足過,直至這天,他專程回來,「我想行一行睇一睇」,重遊取書之路。
九十年代,有曙光書店和青文書屋的灣仔,當然不是這個樣子。現在的灣仔,最多的是地盤,灣仔的景觀事物,雖說不上面目全非,但有些地方卻也變得很離譜。

平凡讓路給「響噹噹」
看利東街那道鬧市中無端建起的橋,馬國明老師下了一句獨到的評語﹕「那是建築偽術,跟梁振英的語言偽術一樣。」他每一個形容詞都很到肉,像提到「都市整容」,單是建築物外貌就能看到香港人媚外的心態。在他著述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書裏,也寫到,平凡事物最後要讓路給「新奇和響噹噹的事物」,全面都市化,最終剔除了平凡實在的生活文化。

主題式建築推高樓價
聞說利東街將設立婚嫁主題商場,馬老師猜想﹕「可能是婚嫁公司的一條龍服務,做生意上當然有可為,是掂橋,但問題是,為何結婚要像做show?」鼓勵人作無謂消費,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一般人擺酒,十多二十圍,頂多印二百張請帖,以前囍帖街就是小規模製作,店舖間雖說同行如敵國,但當一家接到大單生意,大家也會一起合作,互惠互利,相反若是大集團,才會是真正的競爭對手。而且這樣的商場,租金必然高,囍帖小舖哪裏租得起,最後還不是由新興公司主導。講到氣結處,他說﹕「最差是市建局重建,主題式建築,其實是為推高樓價。舊樓收回重建是無可厚非,但也不要起貴到無倫的樓啊,變相幫手推高樓市。私人收樓有很多阻滯,但市建局有尚方寶劍,政府要收地,街坊不能不遷,但重建之後,受惠的卻不是普通市民。」推高樓價,一呎萬幾兩萬元,只有高消費人負擔得起,令消費一併扯高,生活水平被拉高,業主大幅加租,整個區域不再是街坊模式。「地少人多是呃人的,香港的確不大,但樓價貴其實有很多因素。」所言甚是。

才相隔八年,馬老師說以前的灣仔很平實,筆者默默跟在他身後,不知此刻他心情有多複雜。在一九八四年開設曙光書店後,他每天由荃灣住處到灣仔開舖,每星期到胡忠大廈的灣仔郵局,取海外寄回來的英文書,每次四大箱,重二百磅。他用兩輪車仔推着回去,途經皇后大道東,走灣仔道,再拐進太和街,回到莊士敦道,到達巴路士街,這條傳送學問的路,那時一星期最少走一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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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幢幢牙籤樓和地產項目,在灣仔鬧市中穿插,灣仔已不復當年的平實。

1. 和昌大押
變貴價餐廳涼薄
位於莊士敦道的和昌大押,馬老師覺得最離譜,當舖本是人們到了山窮水盡才去的地方,以前生活拮据,迫於無奈才將具紀念價值的物件如婚戒,拿去抵押,甚至連棉胎都要典當。當舖代表艱苦辛酸的歲月,但重建後竟然被粉飾成貴價食肆,餐廳更名為The Pawn(當舖),「你擺明喺度攞景啫?」他覺得是在侮辱香港,「不止離地,簡直是在山頂凌宵閣住的人才想得到」。這種主題餐廳的賣點,一是食物享受,二是能去貴價餐廳的客人當然未去過當舖,現在便能親身感受,噱頭背後是涼薄。

2. 春園街
街坊小店尚存
春園街裏的一個垃圾站,早在二十世紀初便屹立街頭,樓下是垃圾站,樓上是公廁,雖然就腳,但要爬幾層樓梯上廁所,對老人家來說不大方便。不過這個角落,卻仍能保留從前的風貌,臨街而建的一排唐樓,以及樓下的店舖,全為這一帶街坊服務,很生活化,食肆、理髮店等都很有特色。其中理髮店,其實是在後巷搭起,旁邊有賣大閘蟹的橫額,也不是正式舖位,果真見證香港的寸金尺土,用盡每一吋空間。

3. 交加街
豪宅「蓋」掉乾貨香
橫向於春園街的交加街,是排檔市集,以前附近未建新樓時,太陽猛烈,檔主會用淺筲簊盛着冬菇乾貨,放在檔頂曬太陽,可殺菌防潮,天然生曬的乾貨還特別香。現在豪宅處處,陽光全被遮擋,此情此景已不復再。原來九十年代,與交加街相交的玩具街還沒有那麼多排檔,現在才排到出莊士敦道。二○○七年尚翹峰建成之後,曾有指排檔令私家車行駛不便,但人們極力爭取才能保留下來。

4. 石水渠街
龍門大酒樓不復在
馬老師想看看龍門大酒樓的原址,走到石水渠街口一看,原來已經變成恒生銀行。他記得早前的恒生在龍門大酒樓旁邊,即現在的地盤位置,外牆還很新淨,不過只有四五層樓高,看來現在這個地盤又要起高樓大廈。九十年代的石水渠街,還是一條僻靜後巷,沒有行車,還未有那幾幢住宅,現在則多了很多蔬菜凍肉小舖。

5. 灣仔道
九十年代「有錢人」街市
灣仔道與莊士敦道有一處交匯點,然後灣仔道拗一個彎向東到達堅拿道,弧形的街道很特別。九十年代,這裏有很多地舖和街市賣海鮮,那時有靚車由堅尼地道駛下來,載着菲傭替有錢人家買餸。

6. 巴路士街
後曙光青文
由灣仔道轉入巴路士街,終於來到曙光和青文的舊址,馬老師很雀躍,「睇吓有無唔同先,後面的茂蘿街就唔同晒」。一看,啊,格局沒有變,但全翻新了,綠屋變成動漫基地,台山商會大廈的外牆也光亮了。大廈七八層高,八十年代才興建,已不算很舊,以前書店就在三樓,上兩層就是,青文B座,曙光A座,共用同一個門口,集中收錢。一九八四年馬老師開設曙光書店,售賣英文學術書籍,直至二○○三年他中風,只好將書店併入「青文書屋」,曙光最後於○六年結業。那年一別,他再沒有回來,多在家休養,同時繼續文化研究、創作和教學。這天看更站在大廈門外,筆者本來想進去看看,卻被看更阻止,想不到連走上去看一下的機會也沒有。

書店開業當年,馬路前是三檔大牌檔,一檔賣三文治奶茶咖啡,一檔賣粥,一檔賣魚蛋粉牛雜麵,後來大牌檔拆了,三舖各自搬遷,賣牛雜麵的,就搬到近灣仔道的冷巷位置,賣粥的再遠一點,三文治奶茶咖啡就成了大廈旁的茶餐廳,馬老師那些年總是在這裏午飯。由洪記,到堂記頂手,到現在的B記,茶餐廳格局仍然一樣,因為舖面地方細小,所以還利用後巷做生意。

有趣街道的消失……
走回莊士敦道,這裏以前一列舖頭都賣鞋,現在剩下街角最後一間,也貼上拆樓結業、減價清貨橫額。馬老師叫我去看看前面的茶餐廳還在不在?筆者看完走回來,搖搖頭,茶餐廳是有,不過是新裝修,真不太忍心告訴他,他大概又要失望了。坐在茶餐廳裏,馬老師說,這裏以前賣十蚊一碗雲吞麵。他提起以前寫過的一篇〈街頭掠影〉(收錄在《路邊政治經濟學》),以前灣仔,有一家店賣咖喱,常在門口擺一張圓櫈,放上電飯煲煮咖喱,經過就聞到香味,香味招徠客人,這樣的街坊生意很有意思,但店子已經消失了。而當街舖逐漸搬入商場後,處處受制,便再也不見這樣有趣的街道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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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寶瑜;圖/ 李紹昌、李寶瑜、資料圖片;編輯/王芷倫
(2015年1月1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街知巷聞)

隨便入屋

上周參加了上環太平山街的「發現樹木之旅」,小學時期每天在這區上學,卻從來沒發現這裏的歷史淵源,也沒有抬頭理解過樹上的繁茂,並非必然。也許就是愈熟悉愈陌生,總是讓人慚愧的。

其中一個帶團人,談到綠化,隨隨便便問一句:「你上來看看嗎?」我本以為在說他們的工作室,於是便「好啊」爽快答應,後來才知道,原來人家是邀請我登堂入室。也許是工作假期遺留下來的惡習,「隨便」認識朋友,「隨便」跟人混熟,「隨便」走進人家裏。這種「隨便」其實是憑感覺的,憑對方的談吐、反應與話題,便能大概知道,這間屋能不能隨便入,我仍相信人與人之間有感應。也因為即興隨便,所以知道,沒有計謀。

原來他們一對年輕人夾租一個唐樓單位,一路爬樓梯至七樓,我就知道會有驚喜。想有自己的桃花源,就必先得付出。門打開了,四面八方的窗子已把屋子照得通透明亮,飯廳、開放式廚房、客廳、睡房、小雜物房,還有一個半開放式攝影工作室,有足夠多的空位來放置棄木自製的飯桌、四爐頭坐地焗爐連同廚房中央的烹飪、盆栽、地氈,甚至撿回來的舊屏風,這樣的格局,我懷疑香港還剩多少?即使還有,租金必定凡人止步。

我們再參觀天台——一枝拾回來的洋紫荊樹幹,插在大盆泥土裏,竟然開了花。天台對面還剛好有一幢白色建築物,朋友揶揄他,你買個投影機,就可以招呼親朋戚友來擔仔看電影。他們另一個朋友在另一邊整理廚餘,一手一勺已有酸酸酒精味的發酵食物,另一手一勺無味乾馬屎,為了不浪費一穀一麥,一層鋪一層做堆肥。

有時覺得很悲哀,我們不需要豪宅,不需要精美豪華建築,只要簡單實用、有足夠空間的民房,就心滿意足。但偏偏香港的樓,不是建來給香港人住的,是建來給有錢佬地產佬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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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2015/2/4

囍帖街重建 有橋無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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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與樓之間的拱橋,原以為尚算多了一點公共空間,但原來建築大佬話,只供住客使用。

聽說囍帖街重建項目快在年中揭曉,在未揭盅之前已經有人發現,樓與樓之間無厘頭多了一條橋,第一時間猜想,發展商不是老套到想說那條是鵲橋,讓牛郎織女在囍帖街相遇吧?落到場,圍着整條利東街走一圈,原來橋是西式拱橋,後面樓房五顏六色仿歐洲建築,當然不乏豪宅數幢,唯獨缺了點什麼。是了,時值正午,利東街兩旁街道,竟然有點陰暗,陽光去哪裏了?

得返條罅 天空不見了
走進熱鬧的太原街街市,依然人潮如鯽,但空氣侷促,抬頭一望,原來一幢豪宅遮擋了整條街的唯一天空。問街頭的水果檔阿姐,她開口便說:「影響好大啊,利東街啲舊街坊都走晒喇,生意咪少囉。」「以前要開幾把太陽傘,𠵱家無陽光曬到落嚟咁滯,得返條罅,起到咁高,空氣唔流通。我住附近,另一幢新樓起咗之後,太陽曬唔到,都無得曬衫啦,塵啊細菌啊又吹唔走。」另一邊街的花店小姐也說﹕「放一個高尚住宅喺度,好唔match,又令生存空間減少。」「之前這些樓最多八層高,另一幢豪宅起了之後,玻璃外牆反光,某條街會突然間有很強烈的反射光。」她這個舖位連街舖,在高樓大廈之間,由這邊街到另一邊,陽光每處噴照15分鐘,最多只有一小時,但起樓前可不是這樣,原來不止是人,連花的生存空間也愈益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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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東街東面的太原街街市,在大廈狹縫中賣花,陽光愈見愈少。

「你起到咁,我哋又要交貴租」
利東街重建揭幕,我們像拆禮物一樣,一層一層撕開,裏面的事物讓人失笑。或者說住在對面的街坊,某天中午,會奇怪怎麼不見陽光進屋,打開窗簾一看,瞠目結舌,原來一個豪宅樓盤就擋在前方。現在利東街的地盤雖說有圍板圍住,但裏面的項目基本上一目了然,紅藍黄的偽歐洲式建築外牆,就是迪士尼、澳門威尼斯人或者漁人碼頭一類博君一笑的建設,一道拱橋,就只差在沒有在橋底多建一條人工河,做戲做全套。

拱橋對面的建築材料老舖,天天看着大貨車水泥車出入,此情此景,負責人說﹕「梗係唔好啦。你起到咁我哋又要交貴租,以前三幾萬租,𠵱家加到九萬蚊租,你叫我哋點做?現在變成高尚住宅,所有食肆都候住呢頭啲舖位。」她說樓宇以前沒那麼高,以前起樓有光學設計,現在豪宅遮擋,少了很多陽光曬入舖。

起道橋做乜?「咪就係特色囉」
於是筆者又走過對面請教建築地盤大佬,才知道,整個建築有三座住宅、四座商場。筆者問他﹕「這道橋用來做什麼?」建築大佬巧妙回答:「我也不知道啊,咪就係特色囉。」他說這道拱橋在建築界來都知道很難做,跨度大,有成三十幾米,以香港苑屋來說都算第一橋。商場上的一二層是會所,橋在五樓,純粹供住客使用。哦,即是說,原來橋不是公共空間,還要露天。其實橋不止一道,而是三道連接三幢豪宅,難道發展商以為,豪宅與豪宅間的住戶,會靠這道橋來發展鄰里關係?或者想方便他們到樓下「姻園」瘋狂購物吧。

但在2007年,h15關注組曾提出過民間方案,「啞鈴方案」將街頭街尾建築拆去興建住宅,然後保留並修復中段五十年代的建築群,但市建局卻一意孤行,除了街尾一幢戰前舊樓,其餘悉數剷起,再建如今的一排四層威尼斯式新樓,街頭街尾再建商場豪宅,結構雖仍似啞鈴,但唐樓格局已面目全非。在四層高新樓後巷工作的食肆員工說,這幾排新樓,冷氣槽對正他們,廢氣噴出來,他們這些在後巷工作的人,無不大呻熱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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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皇后大道東看利東街,樓與樓密不透風,遠處又有一道橋。

陽光通風的權利,我們曾經有
但真的會死人,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一次便奪去十萬條人命,於是港英政府聘請健康專家Chadwick來港,研究出建築物高度與街道闊度比例,應該為1:1。而且建築物前方要有不少於4.5米的前街,再留有三分之一面積做「後空地」等,以便有足夠陽光照射,空氣流通,減少細菌滋生。1903年,再有《公眾健康及建築物條例》,新唐樓要有天井,房間必須有窗,每人有1.65米空間。至1955年,建築物高度放寬為不超過街道闊度的1.41倍,當時仍能保障居民和行人的日照權。但去年《施政報告》公布,某些市區的地積比可再加20%,催谷發展密度,再這樣下去,沒有最迫,只有更迫。

而發展商早前說會保留的三幢戰前舊樓,就在街角,面向皇后大道東的186-190號。所謂三幢,其實是一幢三列四層高唐樓,有陽台長廊和法式大窗,四百至七百平方呎,樓底高,還有採光井,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唐樓在1887前填海之後便立於此地,應該也依照當時的健康條例而建。如今舊樓被翻新,聞說會設立「中西婚嫁傳統文物館」,但舊樓對面有囍匯,貴氣連成一線,任誰都猜到,最後就會像和昌大押一樣的下場。囍帖街,一百年來由該區市民聚沙成塔,二十多家囍帖商舖林立,眨眼間,就變成威尼斯式橋城,庶民生活完全被摧毁。沒有經過民主商議的市區重建,就是這樣,最後生出不倫不類的,既沒有怎麼改善區內市民生活,又把歷史文化連根拔起的所謂市區新地標。
2015.01.25@wan chai
文、照片__李寶瑜;編輯_蔡曉彤
(2015年1月18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星期日現場)

香港魅影 高密度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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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幾歲?你住在哪裏?你和父母同住嗎?你覺得和父母同住很好嗎?能夠獨立嗎?外面租金怎麼樣?既然不好,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反抗呢?對,反抗過後好像也沒有用,但幾十小時的絕食是不夠的……」
才走進德國名攝影師Michael Wolf的攝影室,未訪問前,他便搶先一步,一板一眼地問記者,他說這是他的開場白。
幾乎每個他遇見的香港人,不管樓下的看更,還是對面公司的搬運工人,或者後巷的清潔大嬸,他都會問一遍同樣的問題。
訪問前他剛看到一篇報道,現在全球大約有八十人,正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止是香港的事,還是全世界的事,不過卻在香港特別明顯。
一個人的際遇,和一個社會的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至今日,香港人,不斷被租金樓價追擊、生活質素下降、鄰里關係被摧毁,生活在這個世代這個城市,誰還能獨善其身?

精神上的家
有一輯攝影作品,名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高密度建築),你會看到一幢幢密不透風的大廈或屋邨,這是香港可悲的特色,本地人看了無奈,外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拍攝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這輯作品瞬即廣為人知。

今天社會上,有人呼籲年輕人移民或者到外國闖闖,可是Michael卻偏偏離開德國,帶着相機,來到這座彈丸小城。「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初來甫到,他說他馬上愛上這個高度密集的都市,各個地方三十分鐘便能到達,極為便利。另一個優點是,鄰近中國,Michael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神秘黑洞,等待人們探究。在一九九四至二○○三年之間,他以香港為基礎,每年平均花上半年時間遊歷中國,替德國雜誌stern探討內地的歷史文化、工人生活和政治環境等等。那麼,為何不直接在內地居住?他說得很理所當然﹕「那包括了很多原因,在中國生活還是會有限制,例如審查制度、被人監控,而香港卻是極度自由、開放和容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裏找到我精神上的家。」在香港的第一年,他帶着德國女友住進尖沙嘴的一幢唐樓,四百呎居所在第五層,每天上上落落爬樓梯不下十次,過着香港老百姓的生活,但他樂此不疲,還熱中了解勞動階層的生活。

第一個攝影計劃
Michael說,九十年代,是攝影記者的黃金時代,當時為德國雜誌stern工作,可以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一個題目,資金預算毫無限制,記者和攝影記者可以周遊列國深入發掘題材。但自二○○一年九一一發生、金融風暴接連而來之後,雜誌的工作待遇大不如前,準備時間大幅縮減至兩星期,他不再滿足於這樣的工作模式,○一年開始,他開展自己的攝影計劃。早年遊歷內地,他留意到街上的椅子,「他們從來不丟棄物件,椅子壞了,便自己修理,這種美學實在很與別不同。他們不介意物件的外形,只要能用就可以,於是修修補補,令這些椅子變得獨特,也同時表述了中國」。照片結集成他第一輯作品Sitting in China,Michael還將蒐集回來的椅子放在藝術館裏,加上燈光映照,成為最真樸的生活藝術。面對中國,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卻也因為這樣,令他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中國,不像在歐洲,即使現在,每天都有新事情發生,太瘋狂了,太令人驚奇」。

獨有角樓、幽默地拖
對於香港,Michael說早已覺得自己變成局內人,但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卻成為他渴望探討的東西。他說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刻感到沉悶過,所以他喜歡四處逛街,就算要去灣仔電腦城,他都會提早幾個地鐵站下車,走進橫街窄巷一探究竟。

於是漸漸地,他的作品特質,發掘出香港獨有而被人忽略的一面,像Hong Kong Corner Houses,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帶的街頭街尾,他發現設計奇特的「角樓」,屋形彎曲,順着街道而建,這些建築師或者籍籍無名,但卻令他覺得鬼匠神工。再由建築而至生活細節,陰暗潮濕後巷的地拖、膠手套、椅子,成為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地拖放在那裏,只是為了晾乾,但卻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效果,在巴黎你不會看到有人把地拖放在街上」。又或者用衣架晾着粉紅色的膠手套,無意間造就了錯落有致的感覺,他的鏡頭為平實的物件添上藝術角度和幽默感。他更關心人們的生活條件,為香港人抱不平,「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的收入,但你付出多於一半的薪金來付租金,你已經所餘不多。至於歐洲,勞動階層的中位數收入也不是很高,如果你在書店工作,你可能有約二萬二千港元收入,要應付很多稅收,但租金卻只佔薪金的三分一,還有很多福利,社會有一個更大的安全網。如果你長期失業,還能得到八至九千港元一個月的政府援助,這當然也很受爭議,很明顯香港政府也不想效法,也因此歐洲經濟下滑,太多福利了,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平衡。但歐洲有更多空閒時間,每周三十五小時工時,法國人更被取笑﹕『法國人有假期,而他們有時用工作來填補一下時間。』生活質素真的很重要,當一個人在臨死邊緣,你問他最後悔什麼,他不會說他不夠努力工作,而是會說想念自己的孩子,應該花多些時間陪他。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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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置居民真面目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直至二○○六年,已經在香港住了十二個年頭,在和朋友籌備拍攝一本公公婆婆的家常食譜《老爹媽思廚》時,他得以接觸四十多名香港老人。加上當時石硤尾的舊徙置大廈被下令清拆,最早在一九五四年落成的徙置大廈將要移平重建,眾多老人和家庭要搬離居住多年的地方。為了記錄快將變遷的空間和人物,他邀請社工和他一起走訪了二百多家住戶,拍攝成《100×100》系列,一百個家庭在一百呎單位裏的生活實况。在拍攝時,他沒有擺佈過居民的生活場景,沒有居民因此換過一件體面衣服或收拾一下房子,Michael拍下了他們真實生活的瞬間,他請居民在面對鏡頭時令自己腦袋空白,不需要表達情緒,「我不會只專注於一個人,我更在意人與物的關係,他的處境、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代表着一種類型」。他拜訪每一個家庭,都會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居住時間等,問及喜歡這公屋的什麼東西,居民無人不說﹕喜歡這裏的鄰里關係。但公屋拆了,人離去了,只剩下鮮活的照片和記憶。

四年人事幾番新
初到香港,Michael住過幾年尖沙嘴唐樓,一九九七年他和女友成家有了兒子之後,決定要有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空間,於是搬進西貢。在九七至○八年間,他們定居新界,西貢、南圍、清水灣,由移居香港至今已經搬遷五次。但到了○八年,太太受不住香港的空氣污染而患上哮喘,決定和兒子搬到巴黎,但Michael知道那座浪漫城市並不能激發他拍攝的意欲。於是,他決定和家人分隔兩地,回到香港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他想靠近市中心,搬到上環普慶坊的高層單位,○八年那時那裏還有醬油店、印刷公司,租金才一萬五千元,但兩年之內,租金漲成五六萬元,幾乎所有人都搬走了,鄰里關係全數改變,他從沒見過這樣急速的轉變。其他城市可能需時十年才改變得了的街道人貌,香港只需四年,轉變的原因正正是租金飈升。「在歐洲,租金升幅只可根據物價指數上升,可能每年只有0.2%上幅,包括巴黎。但在這裏,租金可以隨時兩倍三倍急升,其實應該要有租金限制,但香港政府必定會說不應干預自由市場,即是讓貧富懸殊加劇。」二○一三年,Michael在柴灣工廈租下自己的攝影室,可是上一次租約,又加了30%。香港人永遠被租金和樓價狙擊,對於加租的壓力,Michael感同身受,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特色小店生存不久、藝術文化也難以長期立足,他恨鐵不成鋼﹕「香港人只懂接受!」二十一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香港人受租金和空間折磨的問題。

盼待年輕人建構香港
唯有一種轉變,令他喜出望外,「九十年代那時的年輕人,不會過問香港將會如何」,但現今的年輕人,開始有本土意識。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去佔領區,拍下所見所聞,「誰會敢放電話在街尾充電,而不怕被人偷?香港人就是這麼誠實。」七十五日的佔領,「是前所未見,也不會再有」,因為需要再有另一種形式,他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權,只有「永不放棄!」為記錄香港的面貌,他正陸續推出一系列九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如Hong Kong Trilogy、Hong Kong 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其中一本,會整合他這些年在香港拍攝到的雨傘,以及一位香港攝影師的雨傘運動作品,結集成書,作為紀念也作為激勵。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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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寶瑜;圖/ 葉家豪、受訪者提供、網上圖片;編輯/ 王芷倫
(2015年1月25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回到本土

不知道是不是旅行了一段時間後回來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就是有點慚愧,愧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

旅行的時候,外面什麼東西都覺得新奇有趣,千山萬水就為去看一眼,然後對自己地方的東西不屑一顧。我們會熱愛巴黎、倫敦、首爾,但為何對於香港,總是少了一點熱度?也許隔籬飯香。

直到人在外頭,面對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他們可以侃侃而談自己的文化歷史,我們不是沒有,只是不知道從何說起,總是沒能夠挺起胸膛說得漂亮。說到底,只因自己也從來疏於了解,直至在外頭被另一種文化所衝擊,才想到去問,我是誰?香港人的特質是什麼?是因為居於極度密集的城市所以精神緊張?還是因為樓價租金時常創新高所以一輩子營營役役慳到盡且貪小便宜?我們還有什麼?

最近查了一下香港歷史建築,才發現單是古物古蹟辦事處在2009年,就評估出香港有1444幢歷史建築,漁村風貌的、廣府特色的、殖民色彩的,應有盡有。唐樓的建築風格,沒有很失禮,斑斑駁駁、歷經風霜才顯得時間價值,這些建築無論在外國或內地都絕對找不到,這才是真正特色。也許我們的一百年歷史價值,對外國人而言,只相等於他家花園的年齡,但這個小城的風貌還是得先維護一百年,才有往後的二百年三百年。

最近看到利東街的變遷,只感嘆,這些都是斷了根的東西,像失敗的樹木接枝手術,先砍去活生生的百年樹木,再駁上塑膠假金花,年月累積而成的地方文化就此死去。基本上,只要市建局宣布新一項重建計劃,就是宣布一個地區的文化壽終正寢。有時寧願舊街小巷靜靜被遺忘,因為野草自有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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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2015/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