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魅影 高密度情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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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幾歲?你住在哪裏?你和父母同住嗎?你覺得和父母同住很好嗎?能夠獨立嗎?外面租金怎麼樣?既然不好,這就是香港的房屋問題,那你為什麼不反抗呢?對,反抗過後好像也沒有用,但幾十小時的絕食是不夠的……」
才走進德國名攝影師Michael Wolf的攝影室,未訪問前,他便搶先一步,一板一眼地問記者,他說這是他的開場白。
幾乎每個他遇見的香港人,不管樓下的看更,還是對面公司的搬運工人,或者後巷的清潔大嬸,他都會問一遍同樣的問題。
訪問前他剛看到一篇報道,現在全球大約有八十人,正擁有全世界一半的財富,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止是香港的事,還是全世界的事,不過卻在香港特別明顯。
一個人的際遇,和一個社會的環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時至今日,香港人,不斷被租金樓價追擊、生活質素下降、鄰里關係被摧毁,生活在這個世代這個城市,誰還能獨善其身?

精神上的家
有一輯攝影作品,名叫Architecture of density(高密度建築),你會看到一幢幢密不透風的大廈或屋邨,這是香港可悲的特色,本地人看了無奈,外國人更是覺得不可思議。拍攝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德國攝影師Michael Wolf,這輯作品瞬即廣為人知。

今天社會上,有人呼籲年輕人移民或者到外國闖闖,可是Michael卻偏偏離開德國,帶着相機,來到這座彈丸小城。「這是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歲,正值中年危機,開始厭倦了歐洲的生活。」一晚,他決定要去一個可以完全改變他處境的地方,在各個城市之間,最後,他想到香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

初來甫到,他說他馬上愛上這個高度密集的都市,各個地方三十分鐘便能到達,極為便利。另一個優點是,鄰近中國,Michael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就像一個神秘黑洞,等待人們探究。在一九九四至二○○三年之間,他以香港為基礎,每年平均花上半年時間遊歷中國,替德國雜誌stern探討內地的歷史文化、工人生活和政治環境等等。那麼,為何不直接在內地居住?他說得很理所當然﹕「那包括了很多原因,在中國生活還是會有限制,例如審查制度、被人監控,而香港卻是極度自由、開放和容易。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裏找到我精神上的家。」在香港的第一年,他帶着德國女友住進尖沙嘴的一幢唐樓,四百呎居所在第五層,每天上上落落爬樓梯不下十次,過着香港老百姓的生活,但他樂此不疲,還熱中了解勞動階層的生活。

第一個攝影計劃
Michael說,九十年代,是攝影記者的黃金時代,當時為德國雜誌stern工作,可以用三四個月的時間準備一個題目,資金預算毫無限制,記者和攝影記者可以周遊列國深入發掘題材。但自二○○一年九一一發生、金融風暴接連而來之後,雜誌的工作待遇大不如前,準備時間大幅縮減至兩星期,他不再滿足於這樣的工作模式,○一年開始,他開展自己的攝影計劃。早年遊歷內地,他留意到街上的椅子,「他們從來不丟棄物件,椅子壞了,便自己修理,這種美學實在很與別不同。他們不介意物件的外形,只要能用就可以,於是修修補補,令這些椅子變得獨特,也同時表述了中國」。照片結集成他第一輯作品Sitting in China,Michael還將蒐集回來的椅子放在藝術館裏,加上燈光映照,成為最真樸的生活藝術。面對中國,他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卻也因為這樣,令他更能敏銳地察覺到這個地方的特別之處,「在中國,不像在歐洲,即使現在,每天都有新事情發生,太瘋狂了,太令人驚奇」。

獨有角樓、幽默地拖
對於香港,Michael說早已覺得自己變成局內人,但人們習以為常的事,卻成為他渴望探討的東西。他說在香港從來沒有一刻感到沉悶過,所以他喜歡四處逛街,就算要去灣仔電腦城,他都會提早幾個地鐵站下車,走進橫街窄巷一探究竟。

於是漸漸地,他的作品特質,發掘出香港獨有而被人忽略的一面,像Hong Kong Corner Houses,在深水埗、油麻地一帶的街頭街尾,他發現設計奇特的「角樓」,屋形彎曲,順着街道而建,這些建築師或者籍籍無名,但卻令他覺得鬼匠神工。再由建築而至生活細節,陰暗潮濕後巷的地拖、膠手套、椅子,成為吸引他拍攝的對象,「地拖放在那裏,只是為了晾乾,但卻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效果,在巴黎你不會看到有人把地拖放在街上」。又或者用衣架晾着粉紅色的膠手套,無意間造就了錯落有致的感覺,他的鏡頭為平實的物件添上藝術角度和幽默感。他更關心人們的生活條件,為香港人抱不平,「在香港掙萬多二萬元的收入,但你付出多於一半的薪金來付租金,你已經所餘不多。至於歐洲,勞動階層的中位數收入也不是很高,如果你在書店工作,你可能有約二萬二千港元收入,要應付很多稅收,但租金卻只佔薪金的三分一,還有很多福利,社會有一個更大的安全網。如果你長期失業,還能得到八至九千港元一個月的政府援助,這當然也很受爭議,很明顯香港政府也不想效法,也因此歐洲經濟下滑,太多福利了,必須要找到更好的平衡。但歐洲有更多空閒時間,每周三十五小時工時,法國人更被取笑﹕『法國人有假期,而他們有時用工作來填補一下時間。』生活質素真的很重要,當一個人在臨死邊緣,你問他最後悔什麼,他不會說他不夠努力工作,而是會說想念自己的孩子,應該花多些時間陪他。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要有一個良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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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置居民真面目
Michael現在強調香港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在這裏,他感覺到自己跟香港的聯繫,「我死了之後,將會在那裏」,他指向窗外山上的墳場。直至二○○六年,已經在香港住了十二個年頭,在和朋友籌備拍攝一本公公婆婆的家常食譜《老爹媽思廚》時,他得以接觸四十多名香港老人。加上當時石硤尾的舊徙置大廈被下令清拆,最早在一九五四年落成的徙置大廈將要移平重建,眾多老人和家庭要搬離居住多年的地方。為了記錄快將變遷的空間和人物,他邀請社工和他一起走訪了二百多家住戶,拍攝成《100×100》系列,一百個家庭在一百呎單位裏的生活實况。在拍攝時,他沒有擺佈過居民的生活場景,沒有居民因此換過一件體面衣服或收拾一下房子,Michael拍下了他們真實生活的瞬間,他請居民在面對鏡頭時令自己腦袋空白,不需要表達情緒,「我不會只專注於一個人,我更在意人與物的關係,他的處境、身邊的事物,因為他們代表着一種類型」。他拜訪每一個家庭,都會問他們的姓名、年齡、居住時間等,問及喜歡這公屋的什麼東西,居民無人不說﹕喜歡這裏的鄰里關係。但公屋拆了,人離去了,只剩下鮮活的照片和記憶。

四年人事幾番新
初到香港,Michael住過幾年尖沙嘴唐樓,一九九七年他和女友成家有了兒子之後,決定要有更大更舒適的生活空間,於是搬進西貢。在九七至○八年間,他們定居新界,西貢、南圍、清水灣,由移居香港至今已經搬遷五次。但到了○八年,太太受不住香港的空氣污染而患上哮喘,決定和兒子搬到巴黎,但Michael知道那座浪漫城市並不能激發他拍攝的意欲。於是,他決定和家人分隔兩地,回到香港繼續他的攝影事業。

他想靠近市中心,搬到上環普慶坊的高層單位,○八年那時那裏還有醬油店、印刷公司,租金才一萬五千元,但兩年之內,租金漲成五六萬元,幾乎所有人都搬走了,鄰里關係全數改變,他從沒見過這樣急速的轉變。其他城市可能需時十年才改變得了的街道人貌,香港只需四年,轉變的原因正正是租金飈升。「在歐洲,租金升幅只可根據物價指數上升,可能每年只有0.2%上幅,包括巴黎。但在這裏,租金可以隨時兩倍三倍急升,其實應該要有租金限制,但香港政府必定會說不應干預自由市場,即是讓貧富懸殊加劇。」二○一三年,Michael在柴灣工廈租下自己的攝影室,可是上一次租約,又加了30%。香港人永遠被租金和樓價狙擊,對於加租的壓力,Michael感同身受,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特色小店生存不久、藝術文化也難以長期立足,他恨鐵不成鋼﹕「香港人只懂接受!」二十一年來,他最關心的,還是香港人受租金和空間折磨的問題。

盼待年輕人建構香港
唯有一種轉變,令他喜出望外,「九十年代那時的年輕人,不會過問香港將會如何」,但現今的年輕人,開始有本土意識。雨傘運動時,他天天去佔領區,拍下所見所聞,「誰會敢放電話在街尾充電,而不怕被人偷?香港人就是這麼誠實。」七十五日的佔領,「是前所未見,也不會再有」,因為需要再有另一種形式,他希望這只是一個開始,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權,只有「永不放棄!」為記錄香港的面貌,他正陸續推出一系列九本關於香港的攝影集,如Hong Kong Trilogy、Hong Kong Informal Seating Arrangements。其中一本,會整合他這些年在香港拍攝到的雨傘,以及一位香港攝影師的雨傘運動作品,結集成書,作為紀念也作為激勵。

「香港人要去爭取,去看看歷史,美國革命、英國增稅收爆發革命、法國大革命,連中國的毛澤東也是,沒有例外。我正等待着年輕人為我們這些年紀的人爭取,他們才二十多歲,還有六十年的時間讓他們去建構香港。」

2015.01.25@michael wolf

文/ 李寶瑜;圖/ 葉家豪、受訪者提供、網上圖片;編輯/ 王芷倫
(2015年1月25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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