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7/11

那年，飛往南京，因着國情教育交流，與他們相識。其中有他，修讀藝術的，拔挺而溫文爾雅，笑起來有雙彎月的眼睛。相處七天，時光短暫，但別離時，大伙哭着摟着，紅眼眶對望，這一別，不知何日再聚。

翌年之夏，我回到金陵，看望他。他和父母駕車來機場接我，身旁的司機嚴肅，穿著軍人一類制服。相隔一年再見，他很是雀躍，堅持要帶我到他家。他與雙親待我如親人，執意和我在大廳中央，拍一幀全家福，也帶我遊遍了他長大的秦淮流域。

又兩年，某夜，他在網上喚我。訴說近況，原來他到了上海重點大學讀建築。問及我，我直說我在《明報》工作。他懵懂地說：「啊，那是我的名字。」

我問他，有facebook嗎？可會翻牆？他幽幽地道：「你知道，我們不方便的，特別是我家。不過幸好現在網絡不像往時住在家裏那麼限制。」他又喜滋滋說了現在的感情蜜事，可是補上一句：「你知道，我爸是軍人，這些事，要慎重。」連婚姻大事，原來也有掣肘，處處是樊籬。

那年認識的友人，都去國求學了，我問他何以不去？他說：「先在自己的地方打好基礎，腳踏實地，實事實幹，將來出國進修的機會多的是。」字裏行間，我隱隱感到他心裏那厚厚實實的一層，深信不疑，閉上了耳朵眼目。是誰把他困在精神的囹圄？

在網上重聚那夜，是七一前夕，國家主席，宛在水中央，沉實水馬的那一頭，不可望也不可即。兩地千頭萬緒，百感交集，我內心鬱結，該跟他從何說起。

執筆之時，國情教學手冊在流傳，荒謬而令人惶恐。我怕，我認識的他，當中的欷歔，就是我們香港日後的光景。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