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天主教史補白

嘉諾撒仁愛會的修女照顧孤兒的情况，當時女孩子孤兒為數較多，攝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圖／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社會上最近時常有人指外國勢力入侵香港，傳來傳去不見證據，直到揭開夏其龍神父最近出版的著作《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終於發現，在香港開埠殖民初期，的確有一股「外國勢力」漸漸滲入。
這股力量，實在不簡單，來自羅馬天主教的傳教士，在英國佔領香港後，由當時葡萄牙佔領的澳門，遷移到香港，並從此植根，在慈善福利、醫療和教育上，對香港的社會發展有着深遠影響。
夏神父花了五年時間，在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葡萄牙文等寫成的大量原始檔案中查證，挖掘出這首五十年被忽略的香港與天主教淵源。
近五百頁的著述，除了大大補足天主教會的研究，亦可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的殖民時代，這股「外國勢力」，無疑是構建香港歷史的一股力量。

教廷駐華總務處移師香港
一八四○年代英國進佔香港後，香港天主教教會於一八四二年正式創辦，但夏其龍神父補充，其實在文件上是一八四一年四月開始，香港已有傳教區。這個香港與天主教的故事，要由十六世紀說起，當時國力強盛的西班牙與葡萄牙，各自在海上探索，尋找殖民地及貿易機會。西班牙人途經菲律賓、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日本長岐等，而葡萄牙則到印度及澳門等地，那時傳教士也跟隨船隊出發。為了讓天主教傳到更多地區，羅馬教廷認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在佔領地區的權力，並授權他們在那裏傳教，因此有了「護教權」，讓佔領地區奉行統治者的宗教。可是兩個國家卻沒有履行承諾，反而阻礙了傳教工作。直至十九世紀初，葡萄牙國力衰退，羅馬教廷再派出傳教士，這次以教宗的名義，代為到佔領地去傳教，這些地區便稱為「宗座代牧區」。

香港成為英殖民地後，羅馬教廷因為和葡萄牙在澳門宗教管轄權上的分歧，最後把駐華總務處移師到香港。當時的香港島，簡分為南北，南面如香港仔多為漁民，北面就是中環地區，那裏山多石多，但考慮到有水深廣闊的海港，和面向九龍，傳教士便選擇在那裏興建石屋，作為傳教地點。當時英國政府重視基督新教，羅馬天主教則不在統治階層內，不過因為兩者都來自歐洲，在中國人面前便有優越感，所以兩個宗教團體還是會互相表現友好。加上英國人來香港做生意，要靠會說英文的人做中低層文員，翻譯中文，這些人大都是懂英文的澳門葡萄牙人和天主教徒，故此英政府也會尋求天主教人員的幫助。這時期的清朝，國力羸弱，無暇顧及社會民生，被英國佔領的香港更被邊緣化，對於羅馬天主教的傳入，夏神父說：「當時傳教士帶來西方的天文地理音樂藝術，還有資金，對生活相對艱苦的香港人而言，作為神職人員是一個很吸引的身分，只有有水準、有學識才能做，教會甚至會挑選他們的樣貌。」

「聖童之家」在1848年成立，位於灣仔海旁地段23及24號，正面建築是修院及學校，左右兩旁是孤兒院，右上角則是醫院。（圖／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藉慈善工作傳教設孤兒院
令人感慨的是，那時來港的傳教士，其實只是寥寥幾人一組，如法國、意大利的修女，都是廿多歲風華正茂，但因不適應香港的水土氣候，三十多歲便病死，然而仍然有一批又一批傳教士堅持到來。至於他們當時如何傳教？夏神父說：「直接在你面前宣傳太直接，難有效果，反而用間接的方法，就是提供服務，例如設立學校，可以接觸到家長和學生。」同時因為英國殖民香港之初，政府覺得那是自己開發出來的港口，所以沒有社會福利可言，甚至趕乞丐回大陸、打罰無業遊民。教會利用殖民政府這個空隙，實行慈善工作，例如設立育嬰室。當時舊社會仍然重男輕女，加上生活困難，時有女嬰被遺棄，於是在育嬰室的女孩子，會被送進教會的孤兒院，教會亦給她們提供教育和工作培訓，例如針黹、手工、家務，讓她們得以謀生，甚至由神父和修女撮合已領洗的男女。後來政府看到教會在社會福利上漸有影響，於是開始提供資助，教會服務的範圍亦愈擴愈大，但同時亦難以避免依賴政府。夏神父坦言，教會並非刻意幫助政府減輕社會福利的負擔，其實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直至一九四六年，香港正式成為教區，有本地主教，設立天主教教區中心，教會能根據地區需要更自主地運作。

教會的公民抗命
天主教教會的社會服務，的確為政府補漏，但有時兩者之間亦出現角力。在殖民之初，香港的結婚方式仍是三書六禮，而外國人則會在教堂行禮，形式不受政府限制。到了一八五二年，政府設立了《婚姻條例》，成立非宗教婚姻登記制度，市民需要付兩元登記費和三元的結婚證書費。但到了一八七○年代，政府再提出《婚姻登記條例草案》，設立一般婚姻登記冊，要求非中國籍人士也需登記結婚，換言之天主教教徒也要在行禮前先去登記，要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在教堂行禮。教堂行禮淪為一種儀式，教會認為這是一條惡法，侵犯了主持婚禮的神聖權利。

違法為新人主持婚禮
於是當時的高主教拒絕出席有關的立法局會議，而且在草案通過後，不向政府提供天主教婚姻的檔案。同時，傳教士實行公民抗命，即使沒有政府批准，他們仍然會為新人主持婚禮，這固然等同犯法，但如果因此而被捕及受到懲罰，他們也不反抗。當然最後未有新人嘗試此程序，但對於法例的不合理，教會堅持立場，直到一八九三年，政府在《臨終時結婚條例》有所退讓，批准神職人員可為未獲得結婚許可證的新人，因為一方時日有限，而先主持婚禮。

受不公對待本地神職人員撰詩諷刺
關於中國籍神職人員的事迹，夏其龍神父說因為被掩蓋，所以他把找到的相關資料都忍不住寫進書裏。在當時教會，外國神父多做主管職位，中國籍神父只能做基層工作，而後者的個人資料竟然沒有完整紀錄，有些更只有英文名字再加上姓氏，連中文名字也沒有。事實上，即使有紀錄，也只是因為西方傳教士在給羅馬的信件和報告上，提到關於他們的負面消息和衝突。最令夏神父印象深刻的事件是，一八六○年代，盎神父和高神父在領導教會上有不合，高神父卻藉故撤銷中國籍楊神父的職務，楊神父私下「二次創作」，從聖經抽取描述耶穌受難的句子，組成諷刺詩文泄憤，怎料幾年後被高神父發現，秋後算帳。書中也批判了教會裏的人性衝突。

解讀多國語言文獻拆解「密碼」
一八四○年代來港的傳教士，與羅馬教廷有緊密聯繫，書信來往不斷。夏其龍神父說，傳教士在晚上寫信，常有六七頁之長，每個月也有報告，書裏亦收入了一些珍貴的書信手稿和照片。那時以郵港之稱的香港，越洋通訊已經很可靠，信件可在三個月內到達，傳教士也會再手抄幾封信再靠汽船帆船等把信寄出，後來更使用電報，所以大部分手稿文件在羅馬教廷都保存得很好。可是，由於已是一個半世紀前的事迹，已沒有口述資料可供印證，精熟多國語言的夏神父只能參考歷史檔案、掌故和書信，他在香港教區檔案處、羅馬教廷傳信部、米蘭、巴黎、倫敦等多個地區奔走，找出大量文獻。這些原始案檔，以不同語言寫成，包括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但這些檔案因為由不同人書寫，筆迹亦不容易辨認，也有縮寫和地方名等各種細節需要解謎。如文獻裏有一詞「10BER」，原來是十二月的縮寫，在拉丁文裏DECEMBER的DECEM是「十」的意思；而「8BER」則是十月，因為OCTOBER的OCTO是「八」的意思。地方名稱亦會有抄寫錯誤的問題，也對方言要熟悉，如汀角英文音譯TINGKOK，卻被寫成「ZANTVOH」，只因客家話讀作TANKOK，抄寫混亂之下，前面的T變成Z，K誤寫成TV，後面的K也變成了H，要花時間查出真實名稱。這些都為夏神父查考史料時增添了難度，但也令《香港天主教傳教史1841-1894》的研究更顯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