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換心情

人在情緒低落的時候,眼睛像蒙上一層灰色濾鏡,無論看任何事物,都會變得灰濛濛一片,彷彿身邊發生的事情都禍不單行。像一早起來,踢到了腳,心裏想,今天運氣真差,然後遲了出門,剛巧趕不上巴士,然後上班遲到了,工作也做不好,整天下來心情壞透了,就認定了今天是倒楣的日子。

人總愛鑽牛角尖,於是把最近一連串遇到的倒楣事,都耿耿於懷,像跟好友吵架了,工作上出錯,愈想心情便愈低落,弔詭的是,當人心情愈低落,遇到的倒楣事也愈來愈多,這變成一個黑暗循環,愈鑽愈深。

而這一切,其實都在於心態,如果整天抱着壞心情,事情自然會變得愈來愈壞。壞事會接踵而來,只因我們沒想過,是我們把壞事全部收集回來,顧影自憐,卻對身邊發生的好事不屑一顧。也許我們跟好友吵架了,但卻忘了還有家人陪伴在身邊,也許工作上有出錯,卻也忘了早前曾收到顧客讚賞的電郵。用何種心情來看待一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是一種選擇,可以抱持正念,也可以負面怨懟。

轉換心情,就由當下開始,壞心情是個惡魔,偶爾會出其不意地侵襲人。遇上壞事情,有時確實需要理性一點,應解決的盡力解決,暫時解決不了的,就該先擱在一旁,沒必要困擾自己。看看當下擁有的,把注意力放開,其實事情真的沒有你想像的複雜。重整心情,才能重新出發。何况,也如吸引力法則所指,人有正面思想才能吸引正面的事,不管這個法則是否存在,在谷底之時,也只有轉換心情,重整旗鼓,才能走出陰霾。

20150429poyeempcolumn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2015/4/29

大排筵席練習記

自從在法國見識過人家的大排筵席之後,既佩服又念念不忘,回到自己香港的家,也蠢蠢欲動想挑戰。於是,來辦一個遲來的母親節大餐好了,還邀了另一家親友,在狹陋的小客廳裏,讓他們當一次白老鼠。

幾年來,吸收過很多裙拉褲甩的經驗,現在覺悟,煮大餐還是得認真對待,準備工夫不可少。所以現在的做法是,菜單在一星期前設計好,想好使用的餐盤用具,列出每一項所需材料,按照地點、時間、新鮮程度,分幾天購買,提早醃肉。把做菜的程序在腦裏想一遍,將流程寫好,列印出來貼在廚房門上。

七個人九道菜,包括五個小前菜(牛油果三文魚他他、蒜香牛油煎帶子、陶罐豬肉Terrine de porc、鴨肉醬、啤酒蜆湯)、兩個主菜(法式羊架、白酒燉雞腿)、芝士拼盤和甜點(法式雪浮島),複雜化的法式程序,只怕客人吃不飽。

一切備妥後,下午三時才正式開爐,飯後母親大人才鬆一口氣說:「最初還擔心要晚上八九時才能開飯呢!」可幸還有個精靈小妹幫忙。由甜點開始做起,我是甜點剋星,做第一次總是不成功的,果然,法式雪浮島(Ile flottante)的雲呢拿醬汁,我加了點伯爵茶添香氣,但第一次煮時火喉太猛,煮得奶水分離,第二次才成功。

至晚上七時,已可入席,這是時間掌握最好的一次。主菜羊架醃得尚算入味,但焗的時間需再久一點,白酒燉雞腿香濃而骨肉分離,最意想不到是只花幾分鐘製作的甜點雪浮島,像梳乎厘一樣輕柔,在飽餐一頓之後,出奇地受歡迎。

杯盤狼藉之後,才晚上十時多,母親大人一整夜的笑容,是最大的嘉許。我不期望一朝成道,只求每一次也有進步,下一次會更好。

20150520poyeempcolumn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2015/5/20

Hummel陶瓷像 留住童真80年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03.45 am
「我希望帶給人喜悅和快樂。」這是德國喜姆修女(Sr. Maria Innocentia Hummel)曾經寫在日記裏的願望。
她將這個願望,寄託在一幅幅她親手繪畫的溫情兒童畫裏,而繪畫更變成了可愛的M.I. Hummel喜姆瓷像。
為什麼喜姆瓷像可以歷時八十年而不衰,而且在當地家喻戶曉?
雖然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喜姆修女的畫作和瓷像的精細手工藝,至今仍能保存下來,及繼續生產,更成為世界各地的收藏珍品及博物館展品。
喜姆修女的創作,記錄了幾近一個世紀以前的鄉村孩童生活,而她筆下的喜悅和快樂,同時富有歷史意義。
喜姆瓷像能令人感受到簡單直接的喜悅,背後有着德國人淳厚與堅持的人文精神。

源自修女畫作 筆下孩子天真
靜下來細看櫥窗裏的喜姆瓷像,只覺每個孩子都白胖活潑,瓷像溫潤可愛,而且手工精細。原來喜姆瓷像討人喜愛的背後,記載着一段重要的歷史淵源,這些孩子其實來自八十年前,德國喜姆修女(Sr. Maria Innocentia Hummel)之手。喜姆修女在一九○九年,生於德國南部的Bavaria邦裏的鄉村小鎮Massing,在淳樸優美的環境裏,她與五個兄弟姐妹,度過了熱鬧愉快的童年。在少女時代,喜姆修女的父母已經發現她的繪畫天分,於是安排她到慕尼黑修讀美術。那時開始,她已繪畫人像、水彩及油彩,而且喜愛研究觀察大自然,又會木雕、紡織等,本來是朝着藝術家的生涯發展。當時她的名字是Berta Hummel,喜姆瓷像首席畫師Thomas Guenther指,修女的姓氏Hummel,德文解作大黃蜂(bumblebee),是體型較大較圓潤的蜜蜂,在她的畫作中也可時常發現牠的蹤影。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03.54 am

畫中蜜蜂來自姓氏
後來,在她以優異成績修畢美術之後,一九三○年代,她毅然放棄了藝術家之路,在慕尼黑西邊的Siesen修道院,宣誓成為修女,並且得名Sr. Maria Innocentia,開始修道生活。當時喜姆修女為了替修道院籌募經費及建設學校,開始繪畫孩童畫作,再將這些水彩、炭筆畫稿,製作成明信片,在書店寄售。她擁有一顆赤子之心,喜愛孩子,於是以天真無邪的孩子作為繪畫主題,小孩的各種神態、圓滾的臉蛋、紅潤臉色、長捲睫毛等,伴以花草樹木和小動物,成為她畫作的特色,傳遞出愛的信息。她的畫作一出,已受當時德國人愛戴。

平民形象 安撫戰後人民
直至一九三五年,一家在一八七一年創立的德國知名陶瓷廠Goebel,位於德國中部Rodental,其第四代繼承人Franz Goebel,發現了喜姆修女的畫作,深受觸動,於是提議將她的畫作製成立體瓷像。有指喜姆修女當時更和Goebel畫師一起研究瓷像合用的顏料,再經過陶瓷工藝師的鬼斧神工,終於在一九三五年的萊比錫展銷會上,Goebel推出首批精緻生動的喜姆瓷像,隨即風靡一時。喜姆瓷像其後亦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見證着德國在戰後經濟困頓的日子,幸而仍能保留傳統,繼續生產。所以喜姆修女畫中的孩子,也是以樸實平民的形象出現,有些孩子的衣著更顯得破舊,其中傘下孩子更是經典款式,為戰後德國帶來平安與和諧。

數千畫作留傳 造就新瓷像
到了一九四六年,喜姆修女與世長辭,終年三十七歲,她的離世,不減人們對她的瓷像的喜愛。喜姆瓷像之後更在美國大受歡迎,一九七○年代,Goebel一再擴大瓷像的生產線。至一九七七年,更有全球首個喜姆瓷像收藏迷會於美國成立。此後,Goebel再陸續推出周年紀念系列瓷像。二○一四年,再由Hummel Manufaktur GmbH全盤接管喜姆瓷像的生產及經營,每年生產出超過五萬個瓷像。陶瓷廠至今仍依照喜姆修女的畫作嚴謹製作,有指她的畫作多達幾千幅,故能繼續推出新的喜姆瓷像,將愛與喜樂留傳後世。現於歐洲地區,更設有喜姆修女的畫作及瓷像的博物館,如位於喜姆修女出生地Massing裏的Berta-Hummel-Museum。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05.32 am

倒模上色燒製 全人手製作
這次專程由德國飛到香港的喜姆瓷像首席畫師Thomas Guenther,即席示範及講解上色過程。喜姆瓷像由陶瓷製作原料、顏料、陶瓷工藝師及繪畫師,均來自德國,而且全人手製作,每一個均獨一無二,可說是集合了德國珍貴的文化於一身。要將平面繪畫做成立體瓷像,工序複雜,需將瓷像分開各個部分製作倒模,之後由工藝師仔細黏合,再高溫燒製成白瓷。一套人手做的模具可製成的陶瓷有限,因為會損耗。燒製後的白瓷,有專門的畫師先替瓷像繪畫臉部,以鋼筆畫出晶亮的眼睛,用極幼細的畫筆描畫眉毛和嘴唇,並用噴槍噴上柔潤的膚色及臉龐上的紅暈,並再次燒製以固定顏色。

嚴格依照原作色彩
Thomas手上的白瓷像已有五官和皮膚顏色,他示範其他部位的上色。「所使用的陶瓷顏料,因含有很微小的玻璃成分在內,當再進火爐的時候,玻璃材質融解,會在陶瓷像形成一層有光澤表面。」而一層顏料更需至少兩小時才能乾透,他們在德國的工作室裏有專門的吹風機來處理。上色的過程非常嚴謹,喜姆修女使用的色彩超過一百種,他需要依據一張顏色編號表來依照取用,不能隨便畫,以保留原有畫作的色彩。粉狀的顏料來自德國的天然礦物,他先將顏料混合專用油,再用畫筆沾上顏料,小心翼翼一筆一畫填上顏色,之後用另一支畫筆擦去多餘顏料,或稍作修改。然後還會在一個色塊之上,加上深色繪成陰影,每個步驟均一絲不苟。時至今日,原來所有喜姆瓷像仍需要經過當地修道院認可,才能推出市面。

80周年瓷像 全球80件
這次80周年發行的三款特別版瓷像,包括Bee Creative、Making Music及For My Sweetheart,全球只有80件。Thomas說以Bee Creative為例,若單是繪製一件,便花上最少五小時。Thomas一邊繪畫,一邊講述:「在過去的美好時光裏,小孩拿起黑板寫字,當時德國的紙張很貴,他們並不能負擔,於是使用這種方式學習。我記得我媽媽小時候在學校裏,也是用這種黑板上課。」瓷像畫架上還能看到喜姆修女的化身——一隻可愛的大黃蜂。瓷像的底座標上限量編號,並有喜姆修女的外甥兼博物館館長Alfred Hummel的親筆簽名。Thomas也會在他繪畫的瓷像底座簽名,有時客人還會請他在瓷像寫上句子,令作品更獨特矜貴。「喜姆瓷像在世界著名的原因是,人們看到瓷像會感到平靜,同時也喚起人們快樂的童年時光。喜姆修女繪畫德國的鄉間風景,那時在1920至30年代,是最平靜的歲月,社會相對寬裕。當人們看到小孩瓷像上的笑臉,也會感到喜悅。」Thomas臉上有溫暖的微笑。

每天畫9小時 畫師熱情不減
作為喜姆瓷像的首席畫師,Thomas自一九七九年加入喜姆瓷像工廠,至今已有三十六年繪畫經驗。「我很早已對藝術有濃厚興趣,當時這個工作室就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我便進去投考,試畫後對它的喜愛一發不可收拾。瓷像讓我懷緬我的童年時光,因為我也在德國南部長大,跟喜姆修女一樣。那個時候,德國南北的景致也很不一樣,如建築物和觀景,德國北部有海洋,而南部則較多山脈。」在德國的工作室裏,連同辦公室,百多人一起工作,大家相處融洽。工作室約有二十五個繪畫技師,大家在一個開闊的環境下工作,每人每次需同時負責繪畫數十件瓷像,有時更會二人共同完成。原來畫師的工作時間很彈性自由,他們每天早上六時開始,需繪畫八小時,但他們會畫上九小時,然後星期五便可以提早在中午下班,享受一個悠長周末。大部分畫師已超過五十歲,也有六十歲的畫師工作超過四十年,依然熱愛這份工作。現在工作室每年亦會聘請有天份的年輕人,實習期為三年,讓新一代傳承手藝。而自一九九二年開始,Thomas便到世界各地示範着色,包括歐洲、亞洲、美國及澳洲等,推廣喜姆修女的慈愛。Thomas說喜姆瓷像畫師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我本來以為只是短暫的工作,後來卻越來越喜歡,實在不能割捨了」,他視這份工作如興趣,相信也會是他最後一份工作。

Untitiled

文/ 李寶瑜
圖/ 李澤彤、受訪者提供
編輯/ 屈曉彤
(2015年6月7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通識導賞)

本地英媒戰幔揭開 集資籌辦網站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39.46 am

今天是Hong Kong Free Press網上眾籌集資的最後一天,在FringeBacker查看他們的成績,籌得的資金已比原來目標20萬超出33萬有多。

在這個科網世代,資訊爆炸,講求的是效率和速度。
如果說一個計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可籌得超過十五萬港元,即是每小時集資三千多元,相信沒人會否認這個資金湧入的驚人速度。
由居港的英國公民記者Tom Grundy和英文專欄作家Evan Fowler(方禮倫),他們所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就打破了集資網站FringeBacker的紀錄,成為最快達標的項目。
項目在五月十日開始,本來打算一個月籌得的款項,至截稿為止,已籌得接近三十萬,超越他們目標的一倍金額,資金繼續滾滾而來。
創辦人Tom表示,大部分的金額來自五百元以下獨立捐款。
在六月開站前已有此氣勢,實在不能小覷,同時,似乎也代表了大眾對英文新媒體的渴求。
免費英文網上媒體,打着香港的旗號,他們強調,他們不是外國媒體,是以英語為載體的香港本土媒體,旗下的記者也必須熟悉香港本土議題。
事實上,本地中文網媒的戰事早已爆發,而本地英文網媒的戰役,現在才冒出一點星火。
在集資這第一回合,他們算是贏得漂亮,但往後的戰事,仍不容鬆懈。

非硬碰SCMP 提供另一選擇
已居港十年的Tom,估計這些年來在本地發生的八成事件,也欠缺英文報道,即使有也是六小時、兩天之後的事,已經來得太遲。Tom點評:「看RTHK的英文新聞,稿量不足;SCMP的新聞資訊也很慢,因為沒有競爭者;而The Standard的網站則仍像停留在一九九○年代。」明顯地,他們是衝着《南華早報》而來,但最近有專欄作家指,《南華早報》擁有九成的英文媒體市場佔有率,就像TVB壟斷電視市場一樣,只籌得近三十萬創建網站的兩個年輕人,可以如何挑戰?Tom的回應是:「我想我們會讓SCMP變得更好。因為他們終於有一點競爭,可讓他們加快速度,並且創新,最少比以前快吧?但事實上,我不把HKFP當成是SCMP的直接競爭者,因為他們早已壟斷市場,並且有基礎設施、辦公室及資金。我們規模很小,僅能站在旁邊(be alongside),或者作為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Evan也認為:「我們由一隻小船開始,總比一隻大船卻滲水來得好。」或者,與其說這是兩個英文新聞媒體的競爭,不如說是,紙媒和網媒這兩種不同媒介的比併,紙媒版面有限制,而且涉及印刷成本,而網媒卻在網絡空間上享有優勢。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46.04 am

Tom認為:「我們現在閱讀新聞的方法改變了很多,幾乎所有人主要知悉新聞的來源,已不是死去的樹、不是印刷,而是上網。只要你上網,便可以看到即時新聞的進展,而不是等到明天。」的確,人們會在社交網站分享新聞報道或評論,下一秒就彈出新的資訊,可以緊貼事態發展,紙媒報道同樣也能在網上讀到。「現在每個人都電話隨身,我們可建立HKFP的現場即時新聞效果,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透過facebook、Flipboard、RSS feeds、twitter、所有社交網絡,可以自動組織起來,所有事情變得極之迅速。這些轉變不過是在十年之內,而且仍會繼續變化,特別是媒體的經營模式。」他還指網媒在形式上也沒有限制,可以播放影片、音訊,「資訊來源更豐富、更快速,這是我們現在接收新聞消息的方法」。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40.40 am

新聞自由倒退 需要獨立平台
「HKFP是一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直接回應,我們看到不同的NGO、國際監察、新聞報告等,像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和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公布,都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降級,變成『部分自由』。」翻查資料,的確,據Freedom House評分,香港這五年的分數連續下跌,由二○一○年的三十二分惡化至去年的四十一分(評分愈高代表自由愈低)。Tom續說:「這是從未有過的景况,香港在這方面一直以來有良好紀錄,包括表達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很戲劇性地,在連續幾年之後,出現了去年的傳媒人被襲擊事件、示威者受到多次攻擊、有傳媒人或因政治問題被免去職位、廣告被撤、自我審查增加、管理權問題等。」這些議題,都在Tom的Blog(Hong Wrong.com)裏探討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平台。」他說得語氣堅定:「這個平台,屬非牟利,我們會將獲得的資金,投放回去,這裏沒有股東,也沒有商業壓力要牟取利益。這是為了填補中文和英文新聞之間的隙縫,因為這會是完全本土的香港新聞。」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45.57 am

堂堂正正港人創辦
Evan說,也許大眾會覺得,這是兩個「鬼佬」辦出來的英文網媒,但事實上,他們可說是堂堂正正的香港人。Evan解釋:「我指的『香港人』,不是政治上的概念」,而是,原來Evan本身就在香港土生土長,他擁有一半香港血統,由曾祖父至他四代都居於香港,他手上還有回鄉證,可自由出入內地。英語雖是他的母語,但他也能聽能講廣東話,可以理解一篇中文新聞的內容,也有中文寫作的能力。在一張外國臉孔之下,骨子裏他與一個地道香港人無異,而且一直做着香港社區調查等研究項目,並替China Daily、Asia Sentinel等媒體供稿,一直關心香港議題。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46.12 am

至於Tom,早在十年前移居香港,他說:「我現在覺得香港就是家了,以前沒想過會逗留這麼久,但我是一年又一年地留下來了。香港很舒服,氣候比英國溫暖,所以我選擇留在這裏。我幾乎去看過所有亞洲城市,最後還是定居於此,現在反而是回到英國時,會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我希望我現在得到永久居留後,我會被接受是一個香港人,雖然我不懂說廣東話。」他在香港這十年裏,一直當英文教師,在英國時修讀New Media(新媒體),三年前開設Hong Wrong.com,在這個blog裏撰寫新聞、政治、文化及社會議題,成為公民記者,而且人氣急升,每月瀏覽人次高達30多萬。在去年夏天,他辭去教師職位,更在雨傘運動期間,替BBC、Global Post、Time Out等撰文報道。也是在一年前,Tom認識了Evan,在二人談到外傭事件時,漸漸萌生創辦網上媒體的念頭,直至去年聖誕節,Tom建立起「Hong Kong Free Press」網站。在今年初,Tom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且他快將修畢香港大學的新聞碩士課程,當中的媒體創業(media entrepreneurship)更對他創立HKFP有一定影響。事實上,他們只是說着另一種語言的香港人,卻是以香港為家。

不直接翻譯中文 與其他網媒協作
他們在眾籌(crowdfunding)上勝了一仗,可是戰線才剛剛開始。Tom說,最初的十五萬目標,只是為了讓這個媒體能維持最少三個月,每月五萬元,只能勉強支撐HKFP基本的營運開支,「免得我們會消失」。他們的團隊,包括他自己,至今暫時有五名記者、兩名實習記者,到底能不能處理一天之內如此數量龐大的資訊?Tom計劃,會在初期專注於新聞的速度和稿量,他提到他的報道經驗:「在佔領的時候,也有一些新聞沒有英文報道,我便將資料蒐集出來,寫進自己的Blog裏,每天大概可以有六段新聞故事」,如果聯同他的記者同事,他認為可以達到一天幾十條新聞資訊。「我們需要更現代化更敏銳的媒體。在網站的第一天,或者難以在新聞內容上勝出,但往後吸納更多資源、記者和資金之後,便可以做更深入的報道,如調查報道、地區故事,甚至有關中國的報道。」

開放多元平台 確保政治中立
至於他們的目標讀者群,除了香港的讀者外,也考慮到那些離開了中國及香港的海外華人,雖然他們身在異地,並以英語作為母語,但仍會有興趣知道香港現時所發生的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受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加上去年的佔領運動,「這是一個關鍵時刻」,Tom說。而Evan也認為,將本地新聞以英文報道出來,可將香港發生的事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助國際間對香港事務有更好的理解。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2.45.36 am

HKFP開站尚餘約22日。

所以他們的記者,都有地道(native)的中英文聽講讀寫的能力,但Tom說他們不會直接翻譯中文內容,而是會與各種網上媒體合作,包括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等,協議可使用相關內容,補充資訊。亦會從新聞稿、社交媒體等得到資料來源。而第二部分,則是一個開放平台,可容納多元的批判聲音,Tom透露,現時已聯絡得八十位客席作者,包括學者、公民記者、NGO等。Evan指,他們會確保政治立場中立,務求將不同政見呈現讀者眼前。另外還有「Whistle Blowing」頻道,鼓勵讀者報料,亦為網站進行加密等,確保網絡安全。

擬每月集資 多渠道獲經費
HKFP的眾籌項目仍在繼續,Tom期待:「我們尚有約兩星期,或者可以再多請一位記者。」他們還推出了宣傳影片,打算繼續推行每月集資,並嘗試從各種渠道取得資金來源,如活動贊助、廣告費等。在這個科網時代,網絡世界真的可以由零變萬,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們期待這個英文新媒體能報道更新的本地新聞、更有公信力,Tom說:「也許大眾的期望很高,而我相信第一天會是很差的一天,但第二天會好很多,第三天會更好,我們會團結合作。」新媒體揭開新氣象,讓我們拭目以待,放眼六月,讓事實說話。

Hong Kong Free Press
www.hongkongfp.com
www.facebook.com/hongkongfp

眾籌網站:
www.fringebacker.com/en/projects/465/

2015.05.24@HKFP
文/ 李寶瑜
圖/ 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何錦源
(2015年5月24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澄清:文中提及Hong Kong Free Press創辦人之一Evan Fowler(方禮倫),「能聽能講廣東話,可以理解一篇中文新聞的內容,也有中文寫作的能力」,受訪者澄清只能作簡單廣東話對答,並不能閱讀及寫作中文。

「飛」常談判韌力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1.51.45 am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黎玉嬋(劉焌陶攝)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Screen Shot 2015-06-08 at 1.53.24 am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Untitiled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2015年6月7日 明報 > 副刊 > 星期日生活 > 生活達人)

在異國打拼

也許很多年以後,我們都老了,回想這個年代的青春印記,會是旅行、工作假期或異國打拼。或者其實每一個年代都如此,六十後的父母輩由內地逃到香港,七十後的由香港移民到英法,八十後的,今天同樣嚮往流落異地,版圖更愈來愈廣闊了,而九十後的,亦正躍躍欲試。

許是回應政府的「土地不足」吧,向內無法疏導,於是更不妨向外闖。

身邊有很多例子。一位友人,離開香港,在巴黎建立起自己的攝影事業,需克服語言,申請入當地的攝影師公會,建立自己的品牌,保護自己作品的版權。一個人在外地,勢孤力弱,容易成為被剝削的羔羊,所以只能自強。

也有一位友人,開始接收網上翻譯的工作,掙取港幣,去台灣生活,索性港台兩邊走。台灣的生活水平較低,同樣的薪酬,卻可以有較寬裕的生活,更大的房子、更便宜的美食,享有更好的生活質素,聽說還可以儲錢。

另一位,代表香港IT公司,勇闖美國,每天經過陽光與草地,相約來自世界各地的科技人切磋,現正申請美國長期居留。還有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到英國工作假期後,找到現在任職的設計公司,老闆還替其延長了工作簽證。

後來發現,這些友人大部分的共通點是——都沒有什麼錢,大多是公屋仔公屋女出身,或許才因此更迫切想尋找生活的另一種可能。他們也許沒有什麼本錢,沒有「成功需父幹」,只有剛出社會打拼時儲得的一小筆積蓄、尚餘小量的青春,以及大量勇氣。

生命,何嘗不是一場賭博,但也同時比賭博划算,因為即使這次輸了,也贏了經歷。沒有人能擔保成功,但不嘗試打拼,又怎知道還有沒有空間開拓?

20150603poyeempcolumn
明報副刊專欄/時代版/高樓斜巷/(逢周三見報) 寶兒 2015/6/3